央视最近播出了一个大型“寻根”纪录片《客从何处来》，记录了曾宝仪、马未都、陈冲和易中天等人追寻自己的父辈和祖辈的足迹的故事。央视的《客从何处来2》。这个模式是引进国外的，挖坟式操作，用亲情作为纽带让观众看到更多不为人知的细节。当然，只是更多，并非全面。涉及历史，十分敏感。所以，在大框架下做事，这个节目已经表现得很不错了。不能细说处，那就请观众意会。 谢娜特辑，看到了心酸往事。谢娜称父亲在1998年遭遇不公平的事情，十年来一直在打官司，“爸爸的公司经历了非法强拆，爸爸为了阻拦他们还被他们非法关了起来，家人因为强拆而产生的债务被追债的人把门砸烂，所有东西被抢光，接下来十年，爸爸为了要说法上告了十年，家里没钱请律师，爸爸自己学习法律，自己为自己辩护，十年后，法院终于为爸爸翻案重证他的清白。” 人物，是立体的。看到这些过往，再联系其当下种种表现，在骂的同时，是不是可以多一些理解？如果有观众这样做，那么这期《客从何处来2》就成功了。遗憾的是，这部纪录片现在已经停播，我们只看到片中的主角衣锦还乡地看看故土，前呼后拥地抄抄家谱，看不到他们的寻根之旅的历史价值与文化意义。欧洲人从名字和故事中“寻根”中世纪的欧洲平民大多都没有姓氏，小镇青年去大城市闯荡才给自己随便找一个姓氏，以免同名混淆。文艺复兴三杰在乡下小镇当待业青年的时候都没有姓氏，在大城市扬名立万之后才把自己的家乡名字冒充姓氏，莱奥纳多·达·芬奇就是来自芬奇小镇的莱奥纳多，拉斐尔·达·乌尔比诺就是来自乌尔比诺的拉斐尔。对于普遍文盲的欧洲人来说，找姓氏的灵感并不多。姓Stout的，当然是一个胖子。姓Hill或Woods的，住在山坡上或者树丛中。姓Smith的，自然是打铁师傅。有的人甚至把父亲的名字、母亲的名字、出生地、头衔，全部放到自己的姓名里。所以说，16世纪的欧洲人不用费心去“寻根”，只要看一眼他的名字，家族历史一目了然--当然，这只是一个夸张的玩笑。
明代的“寻根”融入文人阶层审美西方人热爱寻根，中国人也热爱寻根。在明代的生活格调指南《长物志》中，家具、器物、摆设和书画，莫不以“仿古”为至高标准。出身江南文人领袖世家的文震亨笔下，通篇都是：“旧制最佳。亦须照古式为之。愈古愈雅。不得旧者，亦须仿旧式。古人制具尚用，不惜所费，顾制作极备，非后人苟且······”与现代美国人一样，寻根本领的高低同样决定了一个明代人的品味格调的高下。热衷于寻根的明代文人，并不是简单地抄袭古代家具和器具的款式，而是在尚古的同时，加入文人阶层的审美，他们把追求简逸、幽隐和自然的生活理想与家具、器具的设计融合在一起。明代成熟的工匠技术和清高倨傲、澹泊致远的文人士气，孕育了古朴、简洁、雅致的明式家具。中国文人画的最后一个高峰期的艺术理论也是建立在“寻根”之上，明代晚期的江南艺术圈，浙派早已风吹雨打去，吴门也败相渐露，此时在董其昌的引领下，文人画风云再起。董其昌认为，绘画史的进程是一个自给自足的过程，绘画的价值完全植根于绘画的形式本身，创作就是在前人的笔墨上做出变化。董其昌的艺术理论的关键词就是：寻根。我们大概可以说，明代中晚期鼎盛一时的文化与艺术都离不开“寻根”。
20世纪中国：失败的“寻根”有人寻根，也有人努力斩断自己的根。20世纪早期的“新文化运动”中，革命小将们急切地颠覆传统文化，在文化激进主义者看来，只有在完成了文化上的“弑父”之后才能迎来新世界。这种俄狄浦斯情结在20世纪的中国蔓延了70年，直到80年代的意识形态突变之后，又再次兴起寻根文学，人们渴望在“我的爷爷奶奶”的故事中确认自己的身份。有成功的寻根，就有失败的寻根，中国近30年以来的诸多“寻根”几乎都是缺少文化意义的失败的寻根。20世纪90年代兴起的明式家具热潮，就是一次失败的寻根，我们照抄着明代家具的样式，却不知道明代家具与彼时文人的审美观、人生观、生活方式血脉相连，我们无法在明式家具的基础上设计出一种符合我们今天的生活方式和审美价值的家具，只仿佛把别人的家谱照抄了一遍，毫无创建。重要的不是寻根，而是寻到了之后如何面对？央视的《客从何处来》并没有回答这个问题。片中的诸位主角在寻根之旅中，面对历尽磨难的家族史与千疮百孔的民族史，曾宝仪、陈冲的历史观和价值观会不会受到影响？马未都、易中天的品味和格调有何改变？如果寻根不能改变我们价值的取向，不能指明未来的方向，那么这种寻根的意义何在？寻根并不是衣锦还乡去看看故乡那一片土，也不是前呼后拥地抄抄家谱。寻根最重要的一点是从历史中借助力量，确定我们今天的身份和未来的方向。如果认为历史早已有一个注定的大结局，那就没有必要回首寻根了--好比目的地明确的长跑运动员从来不会跑跑停停，回首来时路。只有在树林里迷路的人，才会不断的回头张望，希望从走过的路上找到前进的方向--除了马克思和汤因比，谁敢说自己不是迷失在树林中的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