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耀邦下台后，邓小平曾数次邀请胡去他家打桥牌，都被胡婉言谢绝，只有一次例外：1987年12月30日，即胡耀邦得知自己要被解职那天的整整一年后，他接受了...
胡耀邦下台后，邓小平曾数次邀请胡去他家打桥牌，都被胡婉言谢绝，只有一次例外：1987年12月30日，即胡耀邦得知自己要被解职那天的整整一年后，他接受了邓小平的邀请。邓小平问胡耀邦对自己的问题是不是想通了，胡耀邦没有回答。在1989年4月胡耀邦的追悼会上，邓小平伸出手去，想跟胡耀邦的遗孀李昭握手，但李拒绝了。
她说：“都是因为你们这些人。”
胡耀邦下台后，邓小平多管齐下，加强他认为在胡耀邦领导时期日益松弛的党内纪律。为了减少胡耀邦的影响力，邓小平公开宣传胡耀邦的“错误”，并把批评中共但一直受到胡耀邦保护的一些追随者撤职。邓小平还意在遏制对人道主义、自由、民主等西方观念日益广泛的渴求，他认为有人利用这些观念来挑战党的最高权威。
邓小平亲自主持的1月16日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宣布了要开展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运动。邓小平还同时宣布，要继续实行全面改革和对外开放。1月28日春节前夕发布了中央4号文件《关于当前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若干问题的通知》，对即将开展的运动作了说明。受到胡耀邦保护的知识分子——方励之、刘宾雁和王若望——被开除出党;朱厚泽在3月也被撤销了中宣部部长一职。
刘宾雁为自己辩解说，他的报告文学批评的是一部分中共干部，并不是在攻击党;但有些高层干部认为，他的批评以及对人道主义理想抱“更高忠诚”的呼吁使人们对党产生了消极印象。还有不少人虽然未在媒体上遭到批判，但受到了内部批评，包括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所长严家其和一些大学行政干部中的党员。为避免在知识分子当中造成严重的消极反应，邓小平宣布运动只限于党内。
很多在胡耀邦手下工作过的有经验的党内高官，如朱厚泽、吴明瑜、于光远和任仲夷，依然坚信方励之、王若水和刘宾雁不会危及社会安定;示威活动能够通过协商加以解决;扩大开放只会加强而不是削弱国家实力;邓小平高估了国家稳定受到的威胁，作出了过度反应。
邓小平试图在主管宣传工作的高层干部中加强纪律，要求他们维护社会主义理想。3月29日中央印发了一个改进报刊与出版工作的文件，然后便出现了一篇又一篇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文章，广播也在不停地宣传同样的内容，包括批判主张个人主义和腐化堕落的西方思想。媒体还歌颂爱国主义，赞扬中国人民的创造精神和科学成就。邓力群在推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运动中扮演了关键角色。相反，赵紫阳设法限制这场运动对经济部门的消极影响。他说，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批判不应干扰经济，群众对政治运动已经感到厌倦。在为推动运动召开的4月6日至12日的宣传工作会议上，邓力群漫无边界地大批资产阶级自由化，引起了很多与会者的愤怒。赵紫阳的助手鲍彤拿到邓力群的讲话文稿后，赵紫阳把它交给了邓小平。邓小平作出了赵紫阳和鲍彤所期望的反应：他同意邓力群走过了头，疏远了过多的知识分子和自由派干部。有些自由派党员担心邓小平可能会考虑让邓力群成为胡耀邦的接班人。邓小平此时的反应标志着运动的一个转折点，也标志着邓小平不再支持邓力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