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丽坤与唐凤楼结婚后的合照欣赏 分享其爱情的数十载支点

从60年代过来的人们，都不曾忘记过“阿诗玛”吧?在那个年代的银幕上，年轻的云南姑娘微微地侧过脸来，然后她那勇敢而明亮的笑容永久地驻留在那里---永久地驻留---不仅是因为她那几近透明的笑容穿透了你们的心，而且是因为她那以后浸透悲伤的经历凝聚成一段历史---那段历史中的主人公不再是影片里的“阿诗玛”，而是现实中的杨丽坤。
鲜花是如何枯萎的?自从主演过《五朵金花》和《阿诗玛》后，杨丽坤从云南磨黑的一名彝族舞蹈演员成为电影演员。在电影最辉煌的年代里，她很快就成为一颗明星。可是---“‘文革’开始不久，周总理称赞的《五朵金花》被污蔑为‘反对三面红旗，宣扬爱情至上的资产阶级影片’，杨丽坤则被说成是修正主义文艺的‘黑苗子’，反对毛主席文艺路线的‘黑线人物’。因此，迫害就接踵而来。‘四人帮’在云南的帮派分子对杨丽坤百般摧残，批斗会一个接着一个……杨丽坤没有流过一滴泪，她是个意志坚强的人。……一天，歌舞团召开大会，杨丽坤声厉词严地控诉了帮派分子的罪行……她的话刚说完，立即被一批打手推出会场，接着就受到了更残酷的迫害。她开始失眠，晚上一合眼就做恶梦，得了轻度的神经官能症……过了没多久，说她‘不服改造’，恶毒攻击‘中央文革’和‘伟大旗手’，因此被戴上了‘现行反革命分子’的帽子。她被关在舞台底下，那里阴暗潮湿，终日没有一丝光明，里面仅放着两条长凳，晚上当床睡。加上日夜不停的审讯，杨丽坤的精神就被摧垮了……”
在铝锌矿，他们认识了从杨丽坤的丈夫唐凤楼先生的一篇文章里，我看到了以上一段文字。就在我翻开他的这一本小册子时，窗外明媚的春光中正生长着嫩绿的新叶，唐凤楼先生坐在向着阳台的一张沙发上，他的声音里有些坚强，但更多的是伤感，混杂在他善良的外表下。透过镜片，仍然可从他的目光中找到这些年来支撑他及这个家最为重要的秉性：温厚。唐凤楼先生早年毕业于广州外语学院，毕业时赶上“文革”，被分配到湖南的一个铝锌矿当工人。在那里，他经人介绍认识了杨丽坤。“她已不是想象中的杨丽坤了，往昔人们描绘她的美好词句已没一个能同她眼前的状况对得上号。她脸色灰黄，目光呆滞。因为药物反应的缘故，人比以前胖，基本上已无体形可言。一个外貌端丽、演技出众的演员竟被折磨成如此模样，我内心顿时充塞了一种难舍的感情。”

在她面对死亡的时候唐先生80年代初曾在《广州文艺》上发表过长达30000字的《我和‘阿诗玛’的悲欢》。他仅用3个晚上就写完的这段经历，充溢着时代和个人命运的冲击，那时“文革”刚刚结束，这篇文章被转载在20几家报刊杂志上，一时引起轩然大波，许多读者来信询问杨丽坤女士的情况。转眼间近20年，唐先生依旧守在杨丽坤的身边，她的病情时好时坏，特别是当杨丽坤面对死亡时，唐先生肝胆欲裂，阵阵心疼：“今年初一她又脑出血，送到医院时，没有找到护士，我一直陪在她身边，医生发出病危通知书，说‘不行了，你别照顾她了’。这么多年了，即使是朋友也要照顾……我最难过的时候，是一次她对我说，我要走了，再也不回来了……”
她能分清双胞胎各自的衣服杨丽坤与唐先生婚后生下了一对双胞胎。在最艰难的日子里，两个男孩都是唐先生带大的，而现在最让杨丽坤心情愉悦的，也就是看见这两个孩子了。“这两个孩子现在一胖一瘦，小时候可是一模一样，从小我都给他们买一样的东西。外表上他们的面孔只是一个方点一个长点，人我是分得清，东西可是一点分不清。但是杨丽坤就不一样，她每天晚上都会把两个孩子的衣服分开，她认识他们各自的衣服……”
他已把她担下来了唐先生现在开有两个公司，分别是实业公司和翻译咨询公司，因为长期以来的习惯，只有自己照顾杨丽坤才放心，所以他请了保姆打理日常生活，又把工作用的电脑搬回家。杨丽坤在上影厂的退休工资正好付保坶的酬劳，而日常的医药费完全是唐先生自己支付的。“根据医生的话，这人早就不行了，没有药可开，也不能再去救，我完全是靠自己去打听，只要听说是对她身体有一点好处的，有一点治愈的希望的药就去买。这么些年，有时我自己给她开的药比医生还好，她不用自己去医院，我给她量过血压后给医生拿去，医生再给她开药……我已经把她担下来了，就只能这样。”
这是一个事实上缺乏女主人的家庭，多年的病症使杨丽坤在家中只可能是被照顾的角色。
刚结婚时，杨丽坤还患有严重的“幻听”，这是一种精神上的病态，发病后常会受到头脑中莫名话语指挥，实际上并没有人说话，而完全是幻想中听到的声音。每当发病时，杨丽坤完全受头脑里“幻听”的支配，有时用正常语言根本无法同她对话。她的情绪不稳定，时好时坏，只有幻听少的时候，她才会流露出温柔的性情。“她很善良，她就是太善良了。”唐先生说。
从唐先生这里，我渐渐感觉到了善良的含义，这是以说话人心地淳良为前提的肯定。只有有一颗宽容心的人，才有可能对一个卧床几十年的病人做出这样的评价。“许多国外的出版社都要我把这些事情写下来，她是在‘文革’中受害的人，可受害比她苦的人还很多，她只是一个缩影。有许多问题，我迟早要写下来……”

多年来唯一的采访永远忘不了那天的采访。那天，我们代表上影厂问候式的采访，唐先生接受了。杨丽坤仍然病卧在里间，我们的谈话在客厅里进行，不时有从卧室里传来的收音机声音和保姆出出入入的关门声。另一间卧室里关了两只小狗，也只闻其吠，不见其踪。唐先生说家里最多时养了六只狗，为的是让杨丽坤不感到寂寞，所有的声响在唐先生平静的外表下，显得遥远而陌生，就连同他所讲述的，仿佛只是昨日的一个残梦……在这时，我听见里间开门的声音，突然，一个高大、脸色苍白的女人挪动着碎步，手足无措地站在客厅的门边，她面容有些憔悴，但已是那种仍然如同孩子样的目光，无助而依赖地望着唐先生。唐先生仓促地站了起来，他儒雅的气质被一种如母亲对待犯错的孩子般的气恼所打破：“怎么回事，快进去。”他敏捷地搀扶着她：“怎么了?”他像她生命中的拯救者，一边安慰着她一边引导她，消失在里间。我听见唐先生指责保姆和收拾东西的声音……“对不起，我不在一会儿就不行，她把里面弄得一塌糊涂。”唐先生再出来时已是急匆匆的，他摆着头，下意识地用手去擦脑门，可那里一颗汗也没有……又一次见到唐先生：是他来杂志社送杨丽坤的照片，他依旧身着西装，手提随身电脑，脸上带着笑容。春天明媚的阳光下，我帮助翻拍照片的摄影师把杨丽坤年轻时的美丽照片固定在白墙上。在洁净的光线中，她的笑容这样纯洁，而且透明，让我感到传自心灵的悸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