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事开始于祁俊藻的青年时代。十七岁的年轻人风华正茂，才华横溢。传统的四书五经已经不能满足他旺盛的求知欲，于是将视野投向那些被朝廷列为禁书的著作，如《唐末文选》、皮日休的《原谤》等等。即便传统的孔孟之道，也成为他针贬时弊的理论武器。这个阶段的祁俊藻大有“挥斥方遒”“粪土当年万户侯”的气概。相当于今天的“愤青”吧。身为宝泉局监督的父亲祁韵士，突然遭人陷害，被诬为“贪污”，险些丧命，后被放逐新疆，全家人不得不在小脚母亲的带领下返回原籍，重拾农耕。在经历了突如其来的家难之后，祁俊藻更亲身感到人间不平，世道险恶，他愤怒地放弃了读书人唯一的生路――科考，并发誓再不读书。而此时，年轻的祁俊藻却对探索人间正道更加向往。家难和民间疾苦使他迅速长大，开始思考如何为人，如何为读书人，这一严峻的问题。在父亲“遗嘱”的指引下，他在名士张观藜的商号中当了一名马夫，表面上完全脱离了读书人的轨迹，而实际上，在他的内心深处，一种更为强大的能量正在悄悄地聚集。也正是这个貌似商人，睁眼闭眼只为赚钱的张观藜(实为天下大儒)的不近人情的“调教”下，年轻的祁俊藻建立起“以民为本”“致君尧舜”“使民小康”的人生信念。在亲身经历了一场灾民为糊口夺粮的“打劫”之后，祁俊藻毅然选择了 “出生入死，有去无回”的道路――入朝做官。带着“古之取天下也以民心，今之取天下也以民命”的理念，重回“科考”，连闯三关，死里逃生，最终“金榜题名”。
从古至今，中国知识分子都始终追求着一个共同的、简单却又难以攀越的人生境界，那就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也是祁俊藻所追求的人生境界。只不过他在这条道路上走得更加坎坷。祁俊藻认为读书人所以读书，不只为求取功名、衣食俸禄、光宗耀祖，更要为使皇帝做一个尧舜之君，使天下人过上安康的日子而殚精竭虑、劳命奔波。为了这一“单纯”的信念，他一生苦守清贫、孤寂，屡遭恶人陷害、命在旦夕。就连其挚爱、亲朋也因此蒙难。在可歌可泣的鸦片战争中，人们深知熟记的是“林则徐”“邓廷桢”的名字，而在我们的《天地民心》中，“祁俊藻的鸦片战争”同样荡气回肠。在清王朝走向末路，“文官贪财”“武将怕死”的时候，祁俊藻亲手处决了视为骨肉的“贪官”义弟(元白)；在忠孝不能两全的痛苦抉择中，他没有能力给母亲一份厚葬。在暗箭密布的政治波澜中，他用性命保护着情同手足的“钦犯”义兄(怀义)。而在个人的心灵深处，他珍藏着终生的挚爱(含黛)。那是一段“梁山伯与祝英台”式的浪漫，刻骨铭心，泪血交加，却又不得不割舍的恋情。如果说天下大儒张观藜用冷眼旁观笑看风云变换的出世态度远离朝廷、远离风口浪尖以求洁身自好的话，祁俊藻则如飞蛾扑火般地投身到刀枪林立、暗箭丛生的官场之中。以卵击石的勇气与掌握着生杀大权的天子据理力争、为民请命，几上几下，出生入死。鸦片战争失败后，道光皇帝像被打断了脊梁骨，一蹶不振。大清王朝的败相表露无遗。林则徐等主战派均遭贬遣。祁俊藻也因此再度致仕，返乡务农。在家乡寿阳耕田的数年间，他潜心思考人生哲理，观察农事气象，思维空间从朝廷拓展到山野。从一个原本不事农桑的士大夫变成一个熟知庄稼作物生长规律的农业专家，所著《马首农言》震惊朝野，亦流传至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