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雯丽和奥黛丽赫本：一个罗马两个女人。直到现在，关于“奥黛丽·赫本和费雯·丽哪一个更漂亮？”的话题在网络上还有数百条不同的意见。这样的对比不见公平。
直到现在，关于“奥黛丽·赫本和费雯·丽哪一个更漂亮？”的话题在网络上还有数百条不同的意见。这样的对比不见公平，1938年费雯·丽演出《乱世佳人》声名鹊起，成为好莱坞头牌女星的时候，奥黛丽·赫本只有9岁，还在英国伦敦读贵族寄宿学校，经历着她的父亲背叛带来的伤痛—父母离异，接着二战爆发。奥黛丽·赫本与费雯·丽的共同经历除了二战之外，同作为好莱坞靓丽的女星，她们还曾在一个叫做罗马的城市相遇，一个开始成为我们时代的时尚偶像，一个则美人迟暮，病痛缠身。
费雯·丽的三部电影，三件新衣
“那时候，你还很年轻，人人都说你美。现在，我是特意来告诉你，对我来说，我觉得现在的你比年轻的时候更美。与你那时的面貌相比，我更爱你现在备受摧残的面容。”杜拉斯在《情人》一书的开篇这样写道，多年来这句经典传诵不衰。而今在费雯·丽诞辰100周年的今天，回过头来，很多人能牢牢记住的仍然是《乱世佳人》中年轻貌美，韶光年华正得意的“斯嘉丽”，当时的场景历历在目，绿色的眼睛，猫一样的神情，窗外春光好妙，坚持要奶妈将腰紧紧勒在19寸。橡园的美好时光在1861年中逝去，《乱世佳人》(1939年)上映之后一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原有的文化、价值、制度、时装等等面临毁灭，面临重建，但没有人知道将要到来的是什么。
“斯嘉丽”扯下了母亲的绿色天鹅绒窗帘，做了一袭华装，这是她面对美国南北战争之后，林肯重新划定的新世界的态度，不屈不挠。现实中的费雯·丽则带来了《魂断蓝桥》(1940年)中的新式风衣，四十年代女性头戴一顶破毡帽，被迫流离街头，每天在希望与绝望中挣扎，前途未卜。Cristóbal?Balenciaga在1937年才刚刚在巴黎成功发布自己的设计作品，1939年，巴黎的时装设计师们纷纷逃到了美国，其中包括COCO CHANEL、LAVIN、NINA RICCI等等。费雯·丽一袭旧衣裳、一袭旧式礼服交替完成了玛拉这个角色，在这个在战争中挣扎的姑娘身上寻找时尚的灵感，简直太残忍了。更何况这些从巴黎逃往美国的高级时装设计师们，慌里慌张自顾不暇，哪里有时间来做新衣裳。
另一部给费雯·丽带来声誉的电影是《欲望号街车》(1951年)，这时候，费雯·丽已经来到五十年代，时间走得如此的快。在这部电影中，评论对她的演出水准赞赏备至，导演伊利亚·卡赞称“她演出了他期待的和不敢奢望的”。白兰芝身上还穿着轻薄曼妙的纱裙，样式还在的，只是已经破烂不堪。衣服也好，道德也好、生存处境也好，欲望成了一张单程票，将人推向毁灭。用“白兰芝”与“斯嘉丽”的精致服装相比较，即使是旧窗帘做的裙装，还是有尊严和骄傲的，那袭新装建立在一切旧的物件之上。然而到“白兰芝”身上，旧的这一切都没有了。战后的好莱坞也面临着预算问题，穷困不仅是在屏幕上，也在现实中进行。虽然费雯·丽在这部片被肯定为“最好的演员”，马龙·白兰度只排第二，然而在形象上，马龙·白兰度的邮递员帽和白T恤以极简的方式写进了时尚史。
在1940年的时候，费雯·丽被确诊染上了肺结核，这个病是在《乱世佳人》中开始的，就像与魔鬼做了交易一样。费雯·丽不仅仅是遭受着身体的病痛，她的第二任丈夫几乎无法忍受她歇斯底里的精神错乱和情绪发作，最终没能与她白头偕老。我们只能假想，那个时代的动乱和对表演的投入，新装作为一种矛盾冲突的隐喻，费雯·丽与之无法适应。
1939
1939年，《乱世佳人》公映时是万人空巷，不仅费雯·丽通过这部影片迎来第一个事业高峰，片中“斯嘉丽”的服装就像是一个预言，最后与迪奥的“新风貌”不谋而合。费雯·丽穿着白底绿花的礼服在橡园里顾盼生辉的形象太过于深入人心，那里的幸福又太过于生动，乃至这时的费雯·丽成了美国南北战争时期的“时尚偶像”。
1940
1940年费雯·丽主演《魂断蓝桥》之时，那种奢华的风气已经被炮弹炸得魂飞魄散，军式套装尽管现在看来依然还有它的魅力在，但对于那样一个时代，用旧军装改装的服装穿起来算不上时尚，而且女人们都有一副橄榄球员一样宽的肩膀。
1951
来到《欲望号街车》时，白兰芝身上还穿着轻薄曼妙的纱裙，样式还在的，只是已经破烂不堪。衣服也好，道德也好，生存处境也好，欲望成了一张单程票，将人推向毁灭。而在这部影片中，时尚成就的是马龙·白兰度的邮递员帽和白T恤，其以极简的方式写进了时尚史。
一个罗马，两个女人
费雯·丽始终认为美丽是她演艺事业上的一大障碍，时间满足了她这一愿望，但没有再还给她昔日的风头。1961年她以“备受摧残的面容”演出《罗马之春》，尽管她戴上了灰白假发，让大屏幕肆意书写她的皱纹和憔悴，以炉火纯青的演出将“斯通夫人”这个角色的衰老和寂寞刻画得入木三分，但她没有再次获得应有的关注。这个时候，整个世界都已经掉头面向战后经济繁荣，面向更年轻飞扬的未来，而费雯·丽则和她的旧式套装与珍珠项链一同留在了对过去的沉湎，多么不合适宜。
在时间上，费雯·丽的“罗马”比奥黛丽·赫本的“罗马”迟了8年。《罗马假日》在1953年上映，奥黛丽·赫本显然带来了令人欣喜的新风气，她剪短头发、穿上白色衬衣和百褶裙，五十年代的新女性们纷起效仿，冲进理发店要求理发师来一个跟“安妮公主”一样的发型，同时，把自己身上衬衣的袖子卷到上臂。改变总是令人欢欣鼓舞的，哪怕是微不足道的一件衣裳。
赫本由而成为时尚先锋、经典的优雅模版，可是人们却忘了那个忧伤的斯通夫人。在费雯·丽演出斯通夫人一角之前，高级时装设计师们又纷纷回到自己的地盘，克里斯汀·迪奥已经迫不及待推出了“新形象”。“新形象”直接对应1939年费雯·丽的“斯嘉丽”，因为《乱世佳人》引起反应如此激烈，仿佛就是一次全面的对旧时代的告别。无论如何，缩减面料、简化款式、方便行动等等的优点是极为明显的，也是“斯嘉丽”所没有的。而到费雯·丽的罗马时代，她是穿上了新的套装，可是1961年，时装史已经踏进了另一个截然不同的时空，一步迈进了未来。
天真的目光、瘦巴巴的身段、浓眉大眼是“男孩一样”的奥黛丽·赫本时代，女人们已经彻底地弃绝了胸衣。那个“斯嘉丽”时装从此“随风而逝”，费雯·丽固然不再美丽如昔，可是新的潮流已经不需要她那样女性化的面容了。迷你裙正在大街上飘扬，而“斯通夫人”还穿着一步裙在罗马散步。
时装形态的改变，与其说是同一个罗马两个女人不同的命运写照，莫如说是时代滚滚向前，一个在病痛和苍老中忧伤消沉，一个轻装上阵。《罗马之春》的斯通夫人是以一个过气的百老汇名伶身份来到罗马，安妮公主是漏夜出离拥抱“真理之口”，她们在地点上相遇而在时间上擦身而过。
这个角色与费雯·丽当时的处境如此相似，评论毫不犹豫地就将她和“斯通夫人”做了比拟。彼时，她正望着罗马公寓的窗外，思量春天可会再次到来？盘算着亡夫留下的钱财还可为她买到多少爱情？男妓沃伦·比蒂的年轻的身体和心思一样不可靠，毁灭如期而至，她的珍珠项链也散了一地。在同一个城市，瞌睡连连的“安妮公主”则与爱情撞了个满怀，第二天一早，她先去换了一套如上提到过的新装，使奥黛丽·赫本成为、如今依然是我们时代的时尚代言人。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时间终点，对于费雯·丽来说，这个终点在她死亡前就慢慢逼近了她的脚下。并不是所有人都有书上写的那种勇气来爱慕“备受摧残的容颜”，在费雯·丽的60年代，人们选择了明朗的、年轻的、富有活力的面貌，她则成为一件旧衣裳，用来回味、怅惘和缅怀，却不会被装进新旅程的行李箱。
1961
晚期的费雯·丽来到60年代，她不算老，可是她看起来却成为了旧式套装的代表，尽管剪短了头发、也有新的斜裁裙装……依然优雅，但时髦已经将它的面孔转向了更具有活力和年轻、男孩风格的奥黛丽·赫本身上，将费雯·丽抛向了旧时代。
1953
《罗马假日》
同样是在罗马，奥黛丽·赫本把费雯·丽在《乱世佳人》中的New Look新风貌延续继承发扬了下来，比起《罗马之春》的“斯通夫人”还穿着一步裙，时代选择了安妮公主，于是，那个“斯嘉丽”时装从此“随风而逝”，而奥黛丽·赫本因此成为、如今依然是我们时代的时尚代言人。
1947年，迪奥的New Look新风貌出现，完成了“斯嘉丽”的时装预言，同样，也开启了“安妮公主”的新形象，在罗马，时尚选择了奥黛丽·赫本，这过去属于费雯·丽的风潮。Christian Dior woollen dress,1948,photo Clifford Coff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