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为香港著名词人，早已写道“我怕太早把人生看通透”的他。却已是位看通看透人生世事的修行者。毕业于香港大学文学院的他，喜欢谈中国新诗，诉说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敬慕。
身为香港著名词人，虽然林夕在歌词中早已写道“我怕太早把人生看通透”，但今日的他在外人看来，却已然是位看通看透看淡人生世事的修行者。这个冬天，林夕携其在大陆推出的第一部散文集《原来你非不快乐》来到上海。毕业于香港大学文学院的他，更愿意谈谈中国新诗，聊聊苏东坡，诉说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敬慕。
据说您在香港大学文学院读书时，曾颇花心力钻研中国新诗，能跟我们谈谈这段经历吗？
林夕：这个影响太大了。因为那时的我的阅读口味是很偏执的，读了台湾和内地的大量的文学作品，但主要是美文，而且是很沉迷其中的。今天回过头来看，当初的自己其实对很多作品的真意或者说真谛并没有很好地消化咀嚼，就急着想把歌词当作一种文学作品来写，好像这就是我的使命。现在看来真是极为幼稚的，很盲目的。好多歌词是“先曲后词”，如今在我眼里，好的歌词是要将词与歌曲的旋律好好配合的，又或者说整个音乐的设计要跟你的旋律的企图进行一个完美的结合。如果写得好的话，即使摆脱旋律，独立地来看词，它本身也能是个非常好的独立完整的作品。
但是最初的我，因为受到中国新诗的影响，对于押韵和格律是有点不以为然的。加上当时年轻，有点叛逆，常常想，为什么非要押韵呢？不押韵又会怎样呢？你看，当初很多新诗的作品都不常押韵的。但后来的我逐渐觉得押韵格律，让词读上去有节奏感，不仅是歌曲商业上的需要，而是文字的确需要和歌曲旋律配合起来。这个真的是有道理的。
那时读新诗，往往觉得新诗的逻辑是很跳脱的。诸如夸张和黏连法是常用的技巧，像“你的脸很耶稣”、“我的人生很希腊”这类的。但这其实要等到条件成熟的时候才能做。你看，古代的唐诗宋词，不管怎么写，每首作品总有一个“文眼”在。新诗就不总是有这样“文眼”。有时对新诗来说，可能最记得住的部分反倒是那些最不容易让人记得的部分。 那您比较喜欢哪位中国新诗诗人与作品？
林夕：这个很多了。我早年读书的时候，十分迷恋周梦蝶的作品。到现在我还牢牢记得他那一句“谁是心里藏着镜子的人，谁能赤着脚走过一生”。他的《孤独国》、《还魂草》，我都一一熟读。那时的资讯也不像现在这样发达，很难找得到他的书。我听朋友说在一些小的旧书店里可能会找到周梦蝶的诗集，就花了很多气力去搜寻。好多年之后，我才逐渐完整地看得到他的书，总算偿了心愿。像他的《不负如来不负卿》，哎呀，真是好。还有他那一手蝇头小楷，真的很漂亮。除了周梦蝶之外，还有余光中。我最喜欢余光中的《白玉苦瓜》、《隔水观音》。但是你知道吗？当时的我还嫌余光中的诗写得太白，不及周梦蝶那样有古风。现在看真是十分幼稚。痖弦的作品我也十分爱读。
有没有喜欢的大陆诗人？
林夕：大陆这边的话，当代诗人中我一度十分迷恋北岛、顾城、舒婷这三位以及朦胧诗派的创作。譬如北岛的《回答》，“我不相信天是蓝的，我不相信雷的回声，我不相信梦是假的，我不相信死无报应”，给我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读他们的诗，你会觉得他们是在借诗歌表达他们对社会的看法。
“五四”那一段，说实话，我对徐志摩不敢恭维。其实我个人十分喜欢“九叶派”诗人的作品。当年我的硕士论文做的题目就是“九叶派”。现在的年轻人不大知道他们了，可“九叶派”那几个人真的很厉害。像穆旦、郑敏、辛笛，真是很了不起。我自己还有幸在香港见过一回辛笛先生，那时他已经年纪很大了。我厚着脸皮去看他，这段经历很难忘。话说回来，他们那一派在我看来，已经摆脱了什么诗情画意这样简单的境界，一点都没被拘泥。他们把诗情画意的境界和层次提升了，不再是谈什么风花雪夜的浪漫派，而是真的能通过运用很精准的字眼来表达自己对整个社会的看法和态度。比如我十分喜欢穆旦的一首诗《旗》，他是这么写的，“我们都在下面，你在高空飘扬，风是你的身体，你和太阳同行，常想飞出物外，却为地面拉紧”。我一读，就很惊叹，一点都没有卖弄技巧，但是很有深意，而且能有这么新的角度去写这么普通的事物。我个人受他的影响很大。
您言谈中透露出对中国古代诗词也十分熟稔。
林夕：我和古代文学的缘分十分有趣。念中三的时候，我就边看《白香词谱》边练习填词，按照上面的平仄和格律去尝试。今天填一首“摸鱼儿”，明天来一首“水调歌头”，起初只是当游戏玩的。但似乎冥冥中就注定了我和词的缘分，我自己也不知道是为什么，就是喜欢。
相较唐诗，我更中意宋词。因为宋词更讲究跌宕起伏，有一种顿挫之感。唐诗中我个人最爱李白的《将进酒》。这是一首乐府歌行体式的作品，所以格律的要求不是很严格。读的时候，有种流洒的快意，更能给我歌词的感觉。还有李商隐的诗，我初读时真是连连惊叹他的诗美啊。不过说起来，宋词里面，我最爱的当然是苏东坡咯。
李清照曾说苏东坡的词是“长短不蕺之诗”，因为苏东坡的词是“往往是不协音律”的。但您也说了，写词还要讲究韵律的。
林夕：是的，李清照是这么说过苏东坡的。但苏东坡的词本身就是一种“破体”，而且苏东坡真正吸引我的地方不在这里，而是在他的一种豁达的人生观。虽然苏东坡没有皈依佛教，但他和很多禅师和尚的交往所形成和透露出来的心境，淡淡写上几笔就能成为很多人的人生座右铭。比如佛理对一般人来讲太深奥太难懂，但苏东坡的词就可以做普及化的佛经。
说到苏东坡，不如顺便说说如今歌坛勃兴的“中国风”。有人说这样的歌词有传统风姿，但也有人认为这只是消费时代的另一道速食产品，反倒让人去古愈远。
林夕：坦白说，好多人问过我这方面的问题。我在这里说，“中国风”理应有它自己的位置，但“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现在还远远不够呢。现在大家所见的“中国风”，不过是借一些古典的道具来构成一些画面，而且还是一些不成材的工笔画，你在其中看不到提升自己的境界和可能。我们真的要亲近古典世界，那就千万不要糟蹋那些哲理，不要糟蹋那么丰厚的文化和那些充满智慧的概念。现在的“中国风”只是拿了一些最简单的道具，或是模仿了些宋词最基本的手法，歌曲的最后几笔想弄出个深远的境界。但我总觉得它们缺乏感情，缺乏真实的体验。好比《满城尽带黄金甲》，只有一些衣服，加了点古代的元素。但是没有对古典的情感，真实的情感。
那么您自己个人的创作又是如何在商业化和传统之间进行调和的呢？
林夕：对，这也正是我思考的问题。在我看来，真正的“中国风”不在道具，也不在什么“春风又绿江南岸”这样的词藻。我们吸收的不应该仅是文字，更要紧的是在境界。我举个例子，我曾给张敬轩写过一首歌《迷失表参道》，我个人认为这就是一首很“中国风”的歌曲。这首歌写的是什么呢？讲的是一个人要找一家很怀念的百货公司，但在找寻的过程中，自己迷路了。后来发现迷路的地方却是个好地方，那就停下来好好欣赏吧。你看，我这里是借用中国古代文学最上乘的表现手法：在中国古人看来，人即使迷路了也不要紧，只要你所身在的地方是好地方，我们就停驻下来慢慢赏味。我们要抓到真正的中国古典的味道，我甚至希望我的作品不要被贴上“中国风”的标签，而是抓到内在的“韵”。填词人不能拿了好多块招牌在手里，结果都浪费了糟蹋了。
我个人十分珍惜能有写“中国风”歌曲的机会。因为大家知道香港终究还是个极为洋化的、国际化的城市。当年黄霑、顾嘉辉的时代其实就已经很有“中国风”的味道了，歌词里文言的成分很多。我自己也想写文言一点的歌曲，但别人跟我说恐怕年轻人读不懂啊，哈哈。
若是细读您的歌词，会发现早年的词作往往有“耽美”的痕迹，而如今您不时提到“留白”，这种技巧上的变化是怎样发生的呢？
林夕：是的，我早年喜欢“美文”和琢磨文字上的技巧。但阅历逐渐多了以后，或是看的书多了，自己越发不喜欢那些一味卖弄技巧的作品和作者。回过头看自己，发觉当初的自己也是这样。这是一个原因。另外一个主要的原因是我受了道家思想的影响，领悟了太极的玄妙。要“无招胜有招”，要“极炼如不炼”。
我现在觉得有时用一个精准的动词要远远胜过那些一大堆堆砌出来的形容词。譬如，我曾给陈奕迅写过一首《shall we talk》，里面有一句“情人只听见承诺”。这句话中的“听见”，我起先想了好多别的词，诸如“相信”啊，“渴望”啊，“想象”啊等等很多动词，但最终还是选了这个最少主观色彩的“听见”。我觉得这是最契合实情的。用“听见”这个词，有留白的味道。
您眼下这种“安乐”的心态，对自己创作有什么影响？
林夕：我现在看当初的自己，实在太“坚强”了，或者说我上了“坚强”的当。只管拼命考验自己的意志力，结果都是自己挨苦。当初我为刘德华写《观世音》，文言白话，气象很大，结果弄了五天都没有睡觉。实在是大可不必的。如今知道要“量力而为”才好。
您今夏为奥运会所写的一首《北京欢迎你》十分受欢迎，不知您若是有机会给上海写首歌，会怎样写？
林夕：呵呵，我已经写了呀。这次和周华健合作，为2010年上海世博会写了一首主题曲《大城之光》。起先我是推托的，因为不知道怎样写啊。后来华健在电话里说，你为什么不试着以一个上海市民的身份来写呢？哎，我一想，不错啊。于是就决定以这个角度来写写看。接着我检索了很多关于上海的资料，研究了一下上海的历史。整首歌曲则是以古旧交融为基调的，因为上海在我眼里一直是一个十分能融合中西、古典与现代的一个城市。写的时候，我又故意用一些民间小调，比如“白兰花开开得正好”，这样听上去就有小巷歌谣的味道。然后再以五个字一组的排列方式来描写上海，像是“大城有大道，传统有情调，生活是创造，想象比天高”。这样子以上海普通市民的身份和心情来写上海，我觉得会更好，而不仅仅是什么口号之类的话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