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被迫张开双腿骑在一根被刮毛的粗麻绳上，两个男人抓着她的身体，将她一路从麻绳上拉过……最后，周迅蜷缩成一团倒在地上，裙子被染红了一片，欲哭无声。
在日前举行的釜山电影节上，电影《风声》中的“吴志国（张涵予饰）受刑”被韩国民众票选为“最惊心的片段”。
“其实连我自己也的确觉得有些酷刑太变态。”10月18日，在国产大片《风声》票房突破1.85亿时，导演高群书一反常态，对《青年周末》记者语出惊人。
自从9月30日上映后，《风声》效应席卷全国。力挺派把它夸上了天，因为作为大片，它非但不空洞，还看点十足；反对派则认为，影片对血腥暴力的酷刑场面展示过多，这部可以算是R级的电影让人恐怖。
导演冯小刚也曾建议《风声》应删减酷刑戏，他说：“我担心观众会受不了。”随着争论的升级，《风声》背负的“酷刑”也越来越沉重。
那些让演员痛不欲生的酷刑
用“触目惊心”形容《风声》中的酷刑一点不过分，演员们一个个败倒在身体和心理的双重折磨下……
刘威葳：“这是我拍戏以来最受苦的一部”
在《风声》中，演员刘威葳是第一个出场接受酷刑考验的人，她因饰演电视剧《征服》、《我的团长我的团》女主角为观众熟悉。在《风声》的拍摄过程中，她也是第一个进组“受罪”的。
刘威葳扮演一名女特工，凭借一腔热血刺杀“汪伪政府高官”段奕宏失败，最后被酷刑折磨致死。她在电影里出现的最后一个镜头是：凝固鲜血的头颅上插着多根毒针，额上的青筋条条绽出，死不瞑目。
10月19日，刘威葳在接受《青年周末》记者电话专访时，回忆起受刑场面，还心有余悸，她说：“这是我拍戏以来最受苦的一部。”从早到晚，整整20个小时都在煎熬。
当时刚过完春节，天津的天气冷得刺骨，在一所老房子的地下室中，只穿了一条裙子的刘威葳咬着牙坐在水泥地上，为制造严刑逼供的效果，一盆接着一盆的冷水泼在她身上。因为高群书导演想要水刚泼上那种水淋淋的效果，所以在拍每个镜头前都要现泼一盆水。
“即便当时有温水，大冬天的，泼上来几分钟也就凉了。而且那所房子的水管多年没人用了，到后来泼的全是特别脏的水。”
当时刘威葳身上缠了保鲜膜，她不敢去厕所，剧组准备的姜汤也不敢喝，就这样一遍接着一遍拍，披湿了三件军大衣。
身上的水、血、泥混作一团
刘威葳透露：“其实现在的《风声》，已经剪掉很多血腥镜头了。”
上午是泼水受审，下午做伤痕妆、泼血浆。
看过《风声》的观众，一定记得“情报处长”王志文把刘威葳身上涂满恶犬喜欢的香料，然后放出它撕扯犯人身体，顿时鲜血沾满白衣。
“那个伤做得特别慢，一个伤口要一个小时，几个伤就是好几个小时。还有泼血浆，泼完了之后，湿的时候还挺像的，烤干了之后就硬了，没有逼真的效果。所以得把它们从衣服上揭下来。有的血浆粘在皮肤上揭不下来，就得使劲撕。然后再拍，再泼水，再泼血浆……”
一天下来，人身上的水、血、泥混作一团。
刘威葳说：“我觉得那天晚上再拍不完我就崩溃了，我的忍耐已经到极限了。本来他们看我那样难受，就说明天再拍吧，但我实在不想再重复这种痛苦，咬着牙挺。”
当刘威葳受刑的场景作为《风声》第一批剧照公布的时候，她的电话几乎被打爆了，很多人的反应都是“吓死了”、“太恐怖”。
麦家曾为张涵予针刑流泪
刘威葳所描述的这些酷刑，也仅仅是影片开头的铺垫。
她最后被施以针刑的过程也仅仅一笔带过，因为这项导演陈国富自己发明创造的“专利”，会更露骨地用在饰演“吴大队长”张涵予身上。在日前举行的釜山电影节上，“吴志国受刑”被韩国民众票选为“最惊心的片段”。
张涵予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接受针刺的那个镜头，当时没有任何可借鉴的，因为这项酷刑的灵感来源于陈国富本人对针灸的恐惧。不存在的东西，让人害怕的空间才大。
在开拍之前，张涵予专门请教过两位懂针灸的老中医，连他们都不知道受针刑是什么感觉。但老中医说，要是扎错了位置，人就直接断气了。
在《风声》中，针刑高手“六爷”把特制的药水涂在针上，跟笑面虎似的往张涵予的脚踝、腰部、太阳穴、颈喉等穴位上扎进去，银幕上的张涵予眼睛血红，凸出的眼球就像要爆出血来……
连《风声》原著作者麦家看到这场戏时都流泪了。他感叹革命者的坚强。
没有酷刑，创造酷刑。陈国富也因此被一些评论者认为：“凡是制造酷刑的人心理一定阴暗。”
对此，心理咨询师荀炎在接受《青年周末》记者采访时说：“其实刑罚的痛，是为了让人产生一种对痛的恐惧感。我非常认同本能，就是善恶相辅相成。每个人的心理都有魔鬼的一面。我不认为谁因内心极端才会这样。只能说某些原因，比如为了角色设置，诱发了人性的阴暗面。就像有些艺术片展现性也淋漓尽致，那导演就是色情狂吗？”
周迅拍完绳刑忍不住哭了
在《风声》中，当“老鬼”周迅受刑时，有不少女性观众蒙上了眼睛。这就是触目惊心的绳刑。
她被迫张开双腿骑在一根被刮毛的粗麻绳上，两个男人抓着她的身体，将她一路从麻绳上拉过……最后，周迅蜷缩成一团倒在地上，裙子被染红了一片，欲哭无声。
据导演陈国富介绍，绳刑在《柏杨回忆录》里有记载。上世纪60年代的时候，台湾国民党抓过一个很有名的女记者，叫沈元嫜，他们怀疑她是共产党，沈元嫜不认，就被连续三次骑绳拖行，后来这个女记者上吊自杀了。
她说：“虽然有很多保护措施，大腿受了些皮外伤，但一想到当时的特工要受这种痛苦，便觉得心寒。我看到麻绳刮了毛，想到那种刺痛、火辣，锥心地难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