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到端午节。看罢杨雨新著《魂兮归来——听杨雨讲屈原》，眼前浮现的是，一位清癯飘逸的风雨夜行人，在这传统的节日里永恒而坚定地走着。两千多年来，作为中华民族之魂，屈原是一个常说常新、永远也说不尽的话题。 从汉代开始，历朝历代无数的读者和学者，被屈原那神奇瑰丽的文字所征服，被他深厚而浪漫的内心情感所感动，试图深入到他那丰富而曲折、高贵而执着的精神世界。司马迁就曾引用淮南王刘安的话，如此评价屈原的人格精神：“推此志也，虽与日月争光可也。”在屈原身后，贾谊、李白、杜甫、苏轼、元好问，这些文学家，从不同的角度诠释着屈原的精神：有的拥有浪漫文采，有的坚持正道直行，有的体现着深沉的家国忧思，有的发扬了香草美人的文学传统
怀才不遇、发愤抒情——屈原与贾谊
中国历史上，第一篇纪念屈原、对屈原的思想进行反思的文章，是西汉初年文学家贾谊所作的《吊屈原赋》。为什么这第一篇关于屈原的文字，是由贾谊来完成呢？原因其实很简单，贾谊（前200—前168）的生平经历与屈原极为相似。首先，贾谊也是才华横溢，并且少年得志。十八岁时就因为诗文辞赋而声名远扬，被汉文帝召为博士。二十出头，又被汉文帝破格提拔为太中大夫，是当时朝中最年轻、最引人注目的高官。贾谊提出了不少加强中央集权、推动政治变革的真知灼见，汉代初年变法的内容基本上都出自贾谊之手，“其说皆自贾生发之”（《史记·屈原贾生列传》）。汉文帝对他颇为信任，几乎是言听计从。其次，贾谊也曾遭到贬谪。也许是贾谊的年轻气盛、风头太健，加上他又颇有恃才自傲的诗人气质，引起了朝中大臣们的不满，被汉文帝贬出长安，任命为长沙王太傅。这里正是当年屈原被贬谪时无数次徘徊、痛哭过的地方。在赴任途中，贾谊满怀悲愤地写下了经典名作《吊屈原赋》，借哀悼屈原所遭受的不公，来抒发自己怀才不遇的悲愤，表达对现实污浊、贤臣遭嫉的不平。在《吊屈原赋》中，贾谊怀才不遇的怨愤溢于言表。贾谊出生于公元前200年，距离屈原生活的时代不过几十年，对屈原的生平和作品应该都是非常了解的，所以才会对屈原的命运产生如此惺惺相惜的情感。
长沙四年之后，贾谊被召回长安，为梁怀王太傅。尽管回到了京城，但汉文帝这次召他回来，却不再将他当成是政治上的左膀右臂，而只是把他当成一介文人来看待。贾谊满怀美好的政治理想，再也没有了实现的机会。不久，梁怀王骑马的时候不小心摔死了。贾谊认为自己是梁怀王的老师，他意外惨死，自己没有尽到老师的责任，也哀伤而死，死时年仅三十三岁。
说来也巧，贾谊和屈原一样，不但少年得志，当过朝廷高官，深受君王信任，又都有过被贬谪的经历，而且都还当过“老师”。从这一点相似的遭遇，我们可以发现，其实楚怀王也好，汉文帝也好，对屈原和贾谊的才华都是非常欣赏的，因此，让他们当“老师”，教授君王最亲近的王室子弟，可以说是对他们的信任。然而，对于胸怀远大政治理想的屈原和贾谊而言，这种“人事安排”无疑是对他们的致命打击。
对于贾谊的这一段遭遇，唐代大诗人李商隐曾经写过一首著名的七言绝句哀叹贾谊的怀才不遇：“宣室求贤访逐臣，贾生才调更无伦。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贾生》）宣室是汉代皇宫未央宫的正殿，汉文帝就是在这里重新召见了曾被他贬谪到长沙的贾谊。皇帝在宣室召见，礼遇之隆重，求贤若渴之殷切，这对一个被长期贬谪的臣子来说，该是多么令人振奋的恩宠！然而“不问苍生问鬼神”——汉文帝向贾谊垂询的并不是富国强兵的治国之策，却是虚无荒诞的鬼神之事。这对一位雄心勃勃的政治家和思想家而言，该是多大的讽刺？同样负有绝世才华，同样拥有美好的政治理想，同样遭受嫉妒和贬谪，又同样曾经被召回朝廷，却从此远离政治中心，不能为国计民生奉献自己的智慧和生命，这是贾谊与屈原的共同之处，也是贾谊以自身的怀才不遇，和屈原产生的隔代共鸣，“屈贾精神”甚至还成了一个专有名词。也许，正是因为他们有如此相似的经历，司马迁才把屈原和贾谊合写在一篇《屈原贾生列传》之中，“信而见疑，忠而被谤，能无怨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