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肆、Mr.Miss、赵雷、莫西子诗、刘相松等人，也都在独立音乐圈有个人事业基础。这被吐槽，因为观众普遍认为这个音乐节目，不应该成为职业音乐人的舞台。
音乐选秀节目不是起源于中国，却发扬光大于中国。不说节目本身的质量，至少从节目场内场外的互动，各种黑幕炒作掀起的悬疑来讲，国内的音乐选秀节目无疑都要完爆那些美国的音乐选秀节目。后者在国内的选秀观众看来，甚至更像是来自90年代的节目，无新意、无变化，一点都不刺激。这一点，我们有理由为自己的民族自豪，经过这么多年的努力，我们已经把克隆技术做到了极致，克隆你并超越你。正所谓，君子报仇，一百年不晚……
但冷静想一想，这几年的音乐选秀节目，实际上也在走向一条不归路。除了台上我们能够看到的那些，它还在无形中变化着一些乐坛基因：一是观念和行动上的原创不如翻唱；二是一切以大声、大喊、嚎叫和飙高音，作为评判歌曲好坏的唯一标准；三是将音乐的娱乐性发挥到极致，将以往唱片工业的偶像包装制，升级为黑幕、炒作产业链。那么，作为音乐选秀节目的主体——好歌曲，它们又去哪儿了呢？
已经播出四期的“中国好歌曲”，就给了我们许多之前意想不到的歌曲。为什么说是意想不到，因为真没有想到作为一档音乐选秀节目，“中国好歌曲”已经开始慢慢偏离了以往选秀节目行业的主流价值观。没有以高音好坏论英雄，并将音乐的重心回归到歌曲（甚至不是编曲）本身。“中国好歌曲”倒是更像是电视版、音乐版的广交会。
其实，“中国好歌曲”里有许多歌手，都已经是此前小有名气、甚至大有名气的音乐人。像张岭十年前就已经是崔健乐队的贝司手，柳重言的一曲《红豆》早就红遍大江南北，马上又更是电影《赵氏孤儿》、《建党伟业》的配乐人。阿肆、Mr.Miss、赵雷、莫西子诗、刘相松等人，也都在独立音乐圈建立了一定的个人事业基础。这一点，也是“中国好歌曲”被吐槽最多的一点，因为观众普遍认为这个音乐节目，不应该成为职业音乐人的舞台。
但对于音乐选秀节目这个受众群体来讲，在“中国好歌曲”节目开播之前，又有多少人能够知道马上又和张岭的名字？即使是对于一些平时混迹于豆瓣、虾米，自诩为文艺青年的歌迷，恐怕也有很多人不知道杨众国和莫西子诗是谁。这说明什么？说明在这个资讯爆炸的社会，我们的音乐平台依然是不健全的，优秀的音乐人和作品，依然无法做到无死角的立体渗透。
另一方面，即使有好多人一个礼拜要去K一次歌，而且把《红豆》当成保留节目，但其中又有多少人，其实一直不知道柳重言这个名字，不知道他是《红豆》的作者，而只是把《红豆》当成王菲、或者方大同的作品。“中国好歌曲”的另一个功能就在这里，把歌曲作者推向前台，让八、九十年代只出现在磁带内页，很容易被忽略，甚至一被盗版就完全被抹去、被佚名的作者，得到应有的尊重。知识产权，起码要从知道产权人是谁做起。
“中国好歌曲”所呈现的，是目前国内乐坛创作界的一种草根生态。在主流唱片工业充斥的那些所谓国际化，所谓精品制作之下，却是歌曲作品质量的同质、模仿、抄袭和无新意等等弊端。城里的人写不出好歌，只能用硬件器材来粉饰，城外的人有着蓬勃的创作力，却苦于一直找不到最适合的入口。“中国好歌曲”提供的正是这种入口。
更往前说，去年“快乐男声”中一曲《董小姐》的走红，其实就是歌迷用选择权，对于目前歌坛现状的一种反抗。为什么一首那么简单，甚至毫无编曲技术含量可言的歌曲，能够打动人心，除了歌好、歌好，还是歌好。除此之外，没有别的解释。
今年“中国好歌曲”里就有许多这样的作品，比如周三的《一个歌手的情书》，比如被刘欢老师赞誉有着最美歌词的赵雷的《画》。这些歌曲最难能可贵的，就是都有着创作者的音乐本质和初心，它们是创作而不是制造。对于那些主流专辑里的作品，可以肯定他们是诚挚的，也是率真的，在歌曲之前首先是一种倾诉、一种表达，其次才是一首完整的作品。而这种倾诉，是目前许多乐坛大佬早已经遗忘的往事。为什么去年李宗盛的《山丘》会让人叫好，其实就是李宗盛回到了赵雷、和周三这个创作时间段。进步容易退步难，难的不是返老而是初心。“我没有擦去争吵的橡皮，只有一支画着孤独的笔。”写下这样的歌词的赵雷说：“我表达的是我期盼的，我现在依然在期盼呢。”
“中国好歌曲”是近年来音乐选秀节目里最纯净的节目，因为围绕着这档节目的，不是那些所谓的黑幕，也没有那些伪专业人士来挑剔演唱细节的瑕疵，甚至就连音响、后期以及编曲等环节，也不再成为节目讨论的内容。留下来的是什么？只有歌曲本身。大家伙儿开始用有意思、有新意、好听等等简单却最适合形容歌曲的词汇来形容其中的一些作品，这可以解释作为一档没有大牌歌手压阵，也没有人气巨星撑场的节目，竟然能在收视率上节节高升的原因。因为真正的歌曲创作形态是自由的、多元的，以及不确定的。也正是因为这种自由和多元，使得“中国好歌曲”有了自然的不确定性，让精彩永远在下一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