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也的母亲李谷一在事业上全心投入，可以想象她在家庭生活上的粗枝大叶。就连给女儿起名字也简单得不能再简单，在她和爱人的名字里各取一字——肖一。
李谷一在事业上全心投入，可以想象她在家庭生活上的粗枝大叶。就连给女儿起名字也简单得不能再简单，在她和爱人的名字里各取一字——肖一。
肖一从几岁就开始叫妈妈为“李老师”。因为“叫她‘李老师’她的反应特别快，而叫‘妈妈’往往要叫两声她才有反应。”
电话里，肖一的声音听起来很“爽”，嘹亮，很像她母亲。不过母亲甩不掉依稀湘韵，而成长在北京的女儿已经是一口“京片子”了。
女儿自述【我们俩再也没有一同去过公共场所】
小时候对妈妈的印象有些模糊，她常年在外演出奔波，每年有七八个月不在家，自幼母亲对我的忽略让我成了吃“百家饭”长大的孩子。1980年左右，妈妈在中央乐团做独唱演员。而我还不到三岁，白天就被寄放在她单位的一个老师家。那个爷爷家住在一层，有个窗户正对着妈妈单位的大门，每到下班时间，我就趴在窗户前望着大门，一看见妈妈走出大门往这边的宿舍楼跑来，我就高兴得满屋子地喊“妈妈！妈妈！”
四岁的时候，她干脆把我送出了北京，我在许昌的一个亲戚家生活不到一年。我年纪太小，并没觉得自己特别惨，但是多半年之后出现在父母面前的我成了个又黑又瘦的小孩，他们也觉得这样不是事，无奈把我接回来生活。
母亲对女儿的忽视虽说不是件好事，但是成就了我独立的性格，上高中的时候我就离开父母搬出来单住。因为我住的那套房子和他们离得挺近，每天见他们的机会只有吃晚饭的时候，吃完饭我就回去写作业睡觉。而母亲往往有很多开会、采访、出差的“外事”活动，跟她见面的机会就更加少。
我的家庭教育很严。我父亲成长在军队家庭，很怕我养成娇气不讲理的小姐脾气。小时候家里做饭从来不会考虑我的口味，即使做的是我不爱吃的菜，他们也不会迁就我或者给我开小灶。治我挑食的办法也很绝：不爱吃饿着别吃。他们吃完饭会把剩下的饭菜都用碗扣起来保温，等我饿了自己就知道找饭吃，所以我现在一点儿也不挑食。
母亲最初打算把我送到沈阳的一所艺术学校，当时那所学校在中国的艺术学校里算得上一流。但是我父亲不同意，母亲想想我一个小孩在外地也觉着心疼。不过更关键的原因是“李老师”在综合考量我的实力之后，认为我根本不是搞这行的材料。缺乏表现欲，胆子小，当众表演爱怯场，没什么培养价值，这就是 “李老师”对自己女儿的评价。而我本身对妈妈整天痴迷的东西好像有种天生的抵触，没意思，没新鲜感。
有朋友劝我说，你也唱歌多好啊，有你妈什么事都好办。我一想也是，就跟我妈说：“我把你那些有名的歌都改成rock&roll出张专辑，怎么样？”结果是我爸第一个不答应：“你要造反呢？！”
都说婆媳难处，但妈妈对奶奶格外亲近。我奶奶晚年得上老年痴呆，病到晚期精神恍惚，言语失常，可是直到最后她还总是喊我妈妈的名字，喊“谷一吃饭！谷一吃饭！”惦记着让我妈吃饭。
我最需要母亲照顾的年岁，也是妈妈的事业最繁忙的日子。我上幼儿园的时候，有一次淘气爬铁栅栏摔断了胳膊，恰恰此时妈妈不在身边。奶奶和爸爸带我去医院接骨，医生把骨头接错位都不知道，打上石膏之后才发现问题，只能敲开石膏重新接一次。等我的伤已经反复在医院看过三四次后，妈妈才腾出时间第一次看看我摔断的胳膊。
从我很小，妈妈就不能带我去公共场所，不逛公园，不去商场，因为带我出门被人认出来会非常麻烦。有一次她带我去湖南一家很大的百货商场，结果母亲被商场的售货员认出来，激动得大声喊：“她是李谷一！”其他的售货员和商场的顾客也聚过来和她握手，说话，要签名。
三四十个人围了好几圈，结果把我挤出去了。我傻愣愣地站在一边看着这场面，没哭，只是觉得特别没意思。母亲只能从人缝里看见我站在远处，直到满足所有人的要求，才走过来带我走。从那次起，我和妈妈彼此心照不宣，我再没提出过要她带我出门的要求，而她也不会提这样的建议。
1985年左右，母亲沉浸在中国轻音乐团繁忙的工作中，台前的演员、乐队以及所有幕后工作人员都由她一个人管理。可以说，妈妈99.9%的精力都投入在团里，她对演员和学生比待我更好，她没给我开过一次家长会，我学习上的事情也无暇来管。所以小时候我老觉得自己不是我父母亲生的。
那时我们家就像个考场，只要妈妈在家，每天就跟走马灯似的没完没了的来人。全国各地各式各样的年轻演员找我妈妈，一进我们家门，说不了两句话就对着我妈唱歌，希望能投在她的门下，进她的乐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