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1月17日，是我的母亲赵君陶诞辰100周年之日。同年2月23日，又逢我的父亲李硕勋诞辰100周年。我听说重庆市委、市政府要为这一对志同道合、相亲相爱的革命伴侣召开纪念座谈会。我和朱琳同志并我们的子孙全家为此感到十分的欣慰。
有鉴于李硕勋烈士的事迹早已流传于世，广为人知，在建党80周年之际，北京举办了规模宏大的中国共产党党史展览会，李硕勋已被列入我党80名著名烈士之中，他临终前亲笔写的致妻子“陶”的那封遗书，也陈列于大厅，供后人瞻仰。所以我现在写的这一篇短文，将着重介绍我的母亲赵君陶，以表达我和朱琳对她深切的怀念。据我所知，对我母亲一生影响最大的有三个人。第一位就是她的五哥赵世炎烈士。赵世炎是中国共产党早期的领导人之一，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者，是工人运动的领袖。她和赵世炎自幼在一起读书，一起玩耍，兄妹感情至深。赵世炎天赋聪慧，勤奋好学，品行端正，为同学所敬仰。赵世炎 教她识文断句，背诵诗词，是她的启蒙老师。1919年，赵君陶随家迁居北京，赵世炎向她灌输了反帝反封建、求民主爱科学的思想，带领她参加爱国学生运动，引导她信仰共 产主义，加入中国共产党，走上革命的征途。赵世炎和周恩来一起领导了震惊世界的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并取得胜利。1927年，蒋介石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赵世炎因叛徒出卖被捕，而英勇牺牲。当我的母亲从南昌归来，在她的三哥赵世炯那里，得知五哥赵世炎牺牲的消息后，万分震惊，悲痛欲绝，昏厥过去。她没有因为五哥牺牲而挫伤革命意志，她也没有被敌人的屠刀所屈服，反而更加坚定了她实现烈士理想的决心。
第二位对我母亲一生影响最大的人是我的父亲李硕勋烈士。1925年，他们相识于杭州西子湖畔，互相萌发了爱慕之心。以后他们又同时就读于上海大学社会系，这是一座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培养干部的学校。李硕勋是学生领袖，全国学生联合会的会长。赵君陶认真攻读革命理论，是品学兼优、思想进步的学生，并于1926年加入了中国共产 党。两人情投意合，在上海大学结成良缘。从他们的结婚照片可以看到，母亲相貌端庄，温柔文雅，坐在一个大椅子上，父亲身材修长，刚强坚毅，坐在母亲之旁。这张照片我母亲一直珍藏在身边，留下了这幸福而永恒的纪念。从此以后，在艰难的岁月里，他们俩战斗在各自的革命岗位上。
我父亲就义时，年仅28岁，正当英年。我母亲与之同年，也算得才貌双全，风华正茂。但是多少年过去了，母亲终身没有再婚。难道这是因为她受封建道德束缚，信守“一女不二嫁”的旧礼教吗？不是的，绝不是！她从青年时代起就是反对封建婚姻、谋求妇女解放的先驱。对一些再婚的战友和同事，她也绝无轻视和反感。惟一能解释的原因是，她对我父亲爱得太深了。父亲的遗像始终摆在她的床头或书房，她经常面对遗像，静坐沉思，一坐就是好几个小时。一本载有详细介绍李硕勋的书《红旗飘飘》总是放在她的枕下，经常取出反复阅读。在任何险恶的环境下，她像爱护自己的生命一样爱护父亲的遗书，所以遗书才能完好保存至今。直到她去世后，我和朱琳将遗书的原件送交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保管陈列。
到20世纪80年代初期，我的母亲赵君陶已病魔缠身，她希望有生之年再到西湖一次，那里毕竟是她和父亲初识之地。她终于如愿以偿，在疗养院度过了一个夏天。在我的母亲弥留之际，我和她所疼爱的儿媳朱琳均不在她的身旁，这是我们引为终身的憾事。当时我的妹妹李琼和我的子女们、亲友们守候在她的身旁。她在临终的昏迷中偶尔苏醒过来就问“儿子怎么还没有来？”她最后的话是：“是我把他们拉扯大的”，“不容易啊”，又以微弱的声音说，“要防‘狗’，要防‘狗’啊”，就溘然去世了。我明白她的意思，“狗”就是指特务和叛徒。她是在告诫我，不要忘记过去“狗”的危害，也要警惕可能产生的新“狗”。1960年，吴玉章同志，我父亲的这位老师和战友在悼念李硕勋烈士的诗中写道：“遗骨琼州何处觅，喜看红日照天涯。”母亲多次嘱咐我和朱琳，身后把她的骨灰撒在琼州海峡。我们完成了她的夙愿，她的骨灰终于被安放在海口李硕勋烈士纪念亭内。
第三位对我母亲一生影响最大的人是她的三姐赵世兰。赵世兰是党内最著名的几位老大姐之一，是中国妇女运动的先驱，出色的党的工作者。大家也许熟知鲁迅先生写的《记念刘和珍君》的文章。刘和珍和赵世兰都是当时北平女子师范大学的学生，都是学生会的领导人。为了反对反动校长杨荫榆推行恢复封建旧礼教的种种倒行逆施，女师大学生开展了一场震撼北京乃至全国的学生运动。赵君陶和赵世兰姐妹自幼生活在一起，学习在一起，长大成人后，同在北京读书，同时接受进步思想，同时加入中国共产党，同时参加了轰轰烈烈的大革命。赵世兰还参加了1927年在武汉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五次代表大会。大革命失败后，革命进入低潮时期，她俩都奉党组织之命先后回到四川成都，在她们二哥赵世双家里隐蔽下来，都以教书为生，伺机宣传进步思想和党的主张。1935年，那是中国革命史上最困难的年代，红军正在进行二万五千里的长征，许多党的地下组织遭受破坏，她俩也与党组织失去了联系。有一个叛徒，后来当了国民党的特务，在成都发现了她们，对她们进行追踪和威胁。在这种险恶的情况下，她们机智勇敢地与特务作斗争，终于化险为夷，逃出特务的魔掌。就因为这件事，她们在文化大革命中，被诬陷为“大叛徒”，都错误地受到批判、斗争、抄家等种种折磨。赵世兰年老体弱多病，受不住这样身心的摧残，于1969年1月8日含冤去世。而那时赵君陶已被关进化工学院“牛棚”，正在接受批斗审讯。朱琳冲破了重重障碍，终于见到婆婆。婆婆面容憔悴了许多，身体十分虚弱。对此，朱琳心如刀绞，禁不住流下了眼泪。婆婆对朱琳说了一段被审讯的经过：专案组问她：“你丈夫都牺牲了，你为什么能活下来？”赵君陶回答：“如果干革命的都死了，哪里有今天革命的胜利。”正义的声音驳得那帮人哑口无言。朱琳深为婆婆的浩然正气所鼓舞。当赵君陶从“牛棚”里释放出来，才得知与她相依为命的姐姐赵世兰去世的噩耗，她决心竭尽全力在有生之年为赵世兰昭雪平反。只有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赵世兰的冤屈才得以昭雪，她的名誉和尊严得以恢复，而流芳于后人。
朱琳自幼丧母，失去了母爱，是她的婆婆赵君陶给了她第二次真正的母爱。1959年，朱琳怀上我们第一个孩子，住在北京协和医院。不幸的事情发生了，她遇到早产和难产，母亲终日守护在她的身旁。林巧稚大夫问我的母亲：“你是要大人，还是要孩子。”母亲毅然回答：“大人也要，孩子也要。”她的语气是那样的坚决，那样的诚恳，使林大夫深受感动。在林大夫的精心治疗下，朱琳终于顺利产出我们的第一个男孩。人到老年都喜欢自己的孙子，所谓含饴弄孙乐，隔代亲，母亲也不例外。但她在疼爱孙子孙女的同时，也对他们提出严格的要求，把她自己的品德和学识，通过言传身教留给他们。晚年，我母亲以练书法为乐，写得一手娟秀的“赵”体字。她为孙子和孙女们亲手书写的几篇赠言，充满了对后代希望之情，如今还完整地保存下来。母亲对我们子孙两代的教养之恩，当永远铭记在我们心中。
我的母亲是学教育的，她热爱教育事业，矢志不渝。在大革命时代，她从事妇女工作，也曾在工人夜校教过书。父亲牺牲后，她回到四川，就选择以教育为职业，既谋生计，又继续为党工作。从1933年至1938年，在短短的六年中，她换了几所学校执教。就我所能记忆起的，她先后在成都、金堂、简阳、五通桥教过书。最近又查到，她还在合川、雅安教过书。她到哪里，就给哪里带来一股清风。学生们都为赵老师渊博的学识，高尚的品德，循循善诱的教学方法而折服。她到哪里，哪里就播下革命的火种，教育出一批又一批具有进步思想的学生，有的学生还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37年，李一氓同志奉命到四川做统战工作。从此，赵世兰和赵君陶接上了党的组织关系，使她们度过了生平最困难的时期。她们的工作更有了明确的方向和具体任务。
1939年初，南方局决定赵君陶在保育院工作。抗战时期的保育总会是在共产党和民主人士推动下，为收容抗战难童成立的组织，下属若干保育院。邓颖超同志推荐她到重庆第三保育院任院长。赵君陶在第三保育院工作长达6年零9个月之久，直到抗战胜利。她和她的同事共抚养了800多名因战争而流离失所、在死亡线上挣扎的、年岁不齐的儿童，使他们恢复了健康，受到良好的教育，完成了学业，走向了社会。孩子们都亲切地称她为赵妈妈。邓颖超是赵君陶的直接领导人，对她在第三保育院的工作给予高度的评价，亲笔写下：“在抗日烽火中以伟大慈母般的爱培育下一代”。由于赵君陶机智灵活，又有丰富的地下工作经验，第三保育院中共党组织始终没有被特务发现和破坏，还为党输送了一批新党员。她在第三保育院工作时，结合实际情况实行了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办学方法，提倡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院里经费十分困难，她就发动师生自己动手搞生产自救，克服种种困难，使孩子们得以生存下来，得到健康成长。在爱国进步人士眼里，第三保育院是“国统区的延安小学”。解放战争时期，她到了哈尔滨。她是1926年入党的老党员，熟知她的蔡畅同志曾告诉我，组织上本来准备分配她在东北妇联或政府担任重要职务，但她热爱教育事业，执意要到中学教书。后来如愿以偿，赵君陶担任了哈尔滨第四中学的校长。如今四中颇负盛名，成为该市的重点中学，为党和国家培养出许多栋梁之才。赵君陶的铜像安放在校园之中，以寄托师生们对她的思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