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绕“赵薇‘日本军旗装’事件”，我们看到无数的评论，也看到更加无数的网友发言，爱国之情跃然屏上。但有点奇怪的是，几乎所有的愤怒都集中于赵薇一个人身上，就连对策划和操作了这次事件的《时装》杂志的批评和指责，也是在“理性”了一阵之后才开始，而且其力度和愤怒度都远不及面对赵薇时来得猛烈。至于那件肇事时装的出处，只在赵薇的第一次“声明”中有含糊的交代，然后就被大家所忽略。
按照赵薇在“声明”中的说法，她的“日本军旗装”是一位“美国设计师”设计，由一位“纽约造型师”推荐给她的。而按照《时装》杂志的说法：“将国旗、军旗等图案元素运用在服装设计上，这在国际上是十分普遍的。”这是一个准确的说法，而且以一个美国设计师的立场判断，这还是一个成功的设计：将曾经是侵略象征的日本军旗进行部分改造，使其成为和平的象征，是一个大胆而近乎完美的“后现代”创作。我们没有理由假设那位美国设计师不了解日本军旗在历史上的作用，和在现实中国的情感含义，从他将日本军旗上的“武魂、忠义、尊皇、皇国”字样换成“健康、和平、幸福”的“创作”来看，这是一次认真而且思路明晰的创作，而不是出于对历史无知的信手涂鸦。如果我们暂且先搁置一下我们的民族情感，而且假设设计师和造型师都是天真的和平主义者，那么我们就得承认，选择赵薇来“演绎”他们的设计，是一个恰当的人选。在他们看来，让一面侵略的旗帜变成和平的旗帜，穿在一位曾经被那面旗帜蹂躏、欺辱过的民族的后代身上，圆满地完成了一次呼吁和平的“行为艺术”。
在某些艺术家的思路中，这样的“行为”与宽恕、和解、和平、大同这样一些美好(在浪漫的理想中)却虚幻(在坚硬的现实中)的概念有关。在这个“行为”中，赵薇以一个经历了屈辱、侵略、杀戮、仇恨的民族的后代，和一个年轻、无邪、单纯、快乐的少女的双重身份，成为这次“行为”中的关键要素——如果她知道这面“旗帜”的演化过程而且理解和认同设计师的理念，则她将是这一“行为”的共同创作者;而如果她并不知情，则她将成为这次“行为”策划者的理想道具。
利用在历史上有着特殊政治含义的视觉(或听觉)符号，进行模仿、篡改，以表达对现实的态度和理念，是很多“后”艺术家们常用的手法。但不管我们怎么定义和理解艺术创作，这次的事件都不能仅仅以一次行为艺术的思路去解读，网上的无数愤怒声讨已经说明，中国人在这件事上有清醒而鲜明的立场和观点，那就是：我们不允许有人以冒犯我们民族情感的方式，进行他们所谓的创作。姜文在谈到他的一部影片的创作意图时曾说，现在有些中国人是在替日本人忏悔，这是自作多情、自欺欺人，而且可能由此导致巨大而潜在的民族危机。现在又有人要替中国人表示宽容了，而且借了中国的文字和中国人的身体。而我们要告诉那名“美国设计师”和其他人的是，不管他们出于什么理由和心理，在我们中国人没有宽恕日本侵略者之前，尤其是在日本还有人拒不向中国人悔罪之前，我们不需要任何别的人替我们大度和宽容。
坦白地说，在网上看到愤怒的责骂差不多能把赵薇淹死，我就知道我们离我们一直期盼、而且恍惚间以为已经得到的自信和扬眉吐气的日子还很远。在这种时候，自家的被人家欺辱了的女子最容易沦为愤怒情感的发泄对象。而在这样发泄的过程当中，欺辱了我们的人却被我们无意或有意地放过。我知道我应该相信那位美国设计师对中国人的伤害并非有意，但无意的伤害也是伤害，而且这种无意的伤害中有一些东西尤其让我们不快：在他们眼里，中国和中国人依然是可以拿来表现点什么意思的符号。就像欧洲人一想感受“自然”和“淳朴”，就想起了高更笔下又黑又壮又无邪的塔希提女人。在中国人的这种整体的窘境没有根本改变之前，免不了再出几个张薇、王薇、李薇……
补记：已经宣布辞职的《时装》杂志总策划邹女士表示，那位设计师就是拿着一支笔涂来涂去，就涂成了和日本军旗的“巧合”。我的这篇文章写在这消息发布之前，但我也不打算修改，因为我如果相信这样的鬼话，就是在羞辱自己的智力。我觉得邹女士有点聪明得过头，以为天下人的智商都比她低了100多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