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电视台科教频道的《第三调解室》开播几年来受到观众的好评，这个栏目的主持人群体中有一位是北大法学院毕业的高材生，她就是记者出身的刘佳。
记者见到刘佳便问：你的专业是法律，为什么做了主持人呢？刘佳说：“我刚毕业来北京电视台的时候，分到了BTV3《法治进行时》栏目，也算是专业对口吧。我在这个栏目做记者和编导，一做就是6年。到了去年的时候，科教频道开办了《非常看法》栏目，我便转到这里当了副制片人，后来因为工作需要，才开始做主持人。”
刘佳
调解民间纠纷，真的不容易！
《第三调解室》有一个口号叫做“说法，说理，说亲情”，这句话如何理解呢？刘佳说：“到这个节目的人本身就是带着很大的怨念来的，他们的怨念其实比他们的矛盾更重要。有些当事人他们的矛盾经过法院判决已经解决了，但就是执行不了，虽然从法理上他是胜利了，但他其实什么实际利益都得不到。所以这个时候不仅要说法，还要说理。有些人总是觉得自己是对的，不会换位思考自己身上有什么问题。这个时候光靠法院难以解决，而我们节目中请了心理专家，她的主要工作就是说理。心理学家可以让案件的当事人将自己的情绪平复下来，对自己进行一番审视和思考。说亲情是指，来到节目现场的当事人很多都是亲兄弟或亲戚，诸如老人的赡养、夫妻遗产的继承等，都是发生在亲人身上的纠纷。昨天我们刚刚录了一个案子，是平谷的一对亲兄弟，他们一个是前20年赡养了自己的二叔，一个是后10年赡养了自己的二叔。他们的二叔在2009年的时候上吊自杀了，于是这两个兄弟就开始争夺二叔的遗产。这遗产主要是一间破房子和种植果树补偿款的4万元。当时在节目现场我们对他们进行说服的主要道理是：你们养了二叔这么多年，为什么没去好好修缮他那间房子？为什么不和二叔住在一起？两兄弟则认为自己对于二叔的死没责任。当时负责给他们说理的心理学家白老师拍案而起，拂手而去，因为她觉得所有的调解都是站在人性的角度进行的，而对于没有人情味的人来说是很难进行调解的。本来以为这个案子是可以调解成功的，但当我们意识到再多努力也没法让这兄弟俩改变心意时，我只能以这样一段话来结束节目的录制：有一个法官说过，与其死后乱叫，不如生前尽孝，这兄弟俩今天的表现让所有人失望，但我们不能丧失希望，因为他们的父母还在世，愿他们有一天终能意识到，唯有让生者舒心，才能真正让自己安心。”
做法制记者时曾遭犯罪嫌疑人追打
在这样一个有着特殊样态的节目中做主持人，刘佳是怎样做到控制好场面、让争论朝着有利于最终调解成功的方向发展呢？刘佳说：“这得益于那些年我做法制进行时记者的积累。采访犯罪嫌疑人是要想办法让他说，而采访法院里需要调解纠纷的人是要想办法让他们在有限的时间里说重点，这里面还是有一些技巧和经验的。我们的律师、心理专家都是经过严格考察和筛选而来的，我和他们之间的配合也越来越默契。”
另外 ，做调解节目还需要耐心。刘佳说，她的耐心也不是与生俱来的。“小时候学钢琴，学大提琴，都是让人坐不住的事儿。很多人半途而废了，因为每天不断的重复实在是辛苦。但事实证明，只有耐得住寂寞的人，走到最后才能看到最美的风景。”刘佳最后就是以艺考大提琴全国第一的成绩被北大录取的。而如今的她，喜欢一个人背包旅行，因为那种近乎自虐的暴走，也是对性格的一种磨砺。
刘佳出身于跑法治的记者，所以她说自己最擅长的还是采访。其实现在做这个节目当中，面对当事人也是一种采访，作为一个谈话类主持人，采访功力要够才行。说到采访，刘佳告诉记者自己曾遭犯罪嫌疑人追杀过。“2005年的时候，有一次她和栏目组的摄像一起去采访黑中介，这些黑中介打着介绍工作等的名义骗取担保金等，当时是朝阳警方的侦查员头一次打击黑中介，我们跟着一起去。那时这些黑中介非常猖獗，我们盯这个案子已经很长时间了，这天终于要收网了。当天晚上我们跟踪犯罪嫌疑人到了一个小区，结果被犯罪嫌疑人发现了，他们人多，而我们是在一辆富康车里。这些人手里拎着片刀照着车就砍，幸亏开车的侦查员车技好，另外这车后面装了一个尾翼，否则坐在后排的我和摄像就悬了。好在后来增援来的侦查员还是把这些犯罪嫌疑人给抓起来了。”
听了她这段惊险的采访经历，记者似乎找到了她自信的源头。有了这份自信，她的知性主持之路一定会越走越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