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4月17日,中国演员葛优出席在北京举行的第11届法国电影展映开幕式。
我一直到十八九岁都不知道自己将来会是什么样。我爸演戏的时候,我经常躲在一边看。那时,我觉得自己可能是一辈子的忠实观众吧。
“文革”结束了,艺术院校招生,我忽然好像知道自己想干什么了。考艺术院校时,主考官让我演一个动作:从后面捂女孩的眼睛,我太紧张了,捂住她的眼睛,手就下不来了。那女孩只好把情人见面的戏变成了抓流氓的戏。
我最大的特点是两个字,一是蔫,一是缩。我不像我爸,他脾气火暴,敢当着一千多人的面上台指挥。我打死也不敢。只要有什么活动让我出席,我就本能地往后缩。如果出席的人有十几个,我就本能地坐在最边上。出席活动,快到大厅门口时,我最紧张,好像一开门就有机枪扫射似的。
但老那么惯着自己,也不行。都老大不小了,有人叫老师了,还那么羞答答的,不行。我也假装放松过,就想象自己在拍戏,效果似乎也不错,可总觉得太假了。我告诉别人,其实我不紧张。有人说:“谁都能看出来,你满脑门子汗,说话磕磕巴巴,不叫紧张叫什么?”我索性老老实实说自己紧张,也不想老装个大尾巴狼。这么一想,我反倒踏实下来。
如果时光倒流,我愿意回到刚成名的那个阶段。李敖写了一本书叫《上山下山》,我很喜欢这个书名。人生用这四个字就穷尽了。刚成名的时候是上山,上山时一切都是未知,你不知道自己会到什么地方,能到什么地方,你在上升的曲线上。人最美好的是追求的过程。你看世界上流传的最经典的爱情故事,都是没有结局的,如罗密欧与朱丽叶、梁山伯与祝英台。什么是结果?死亡才是真正的结果。也许等我再老些,就能接受日本人的美学观了——下山也是一种美,但现在我觉得没走到头的时候是最好的。
人的一生都是偶然。演《霸王别姬》我没得奖,演完《活着》,天时地利人和都该我得了,就得了。如果当时有什么别的戏出彩,也就没我了。
20世纪90年代,人们不把那些高大全的人物当回事了,都想看到活生生的人。我有平民色彩,不虚伪。那时,中国人开始需要大批量的幽默,不想进电影院受教育。我代表那时人们的心态,比较放松,比较乐观,也比较普通。谁也别想教育谁,大家都是平等的。那时经济发展,过去很多牢笼式的观念被打破。大家忽然发现,不是只有那些长得好看的、说得好听的人才重要,其实我们每个人都很重要。连葛优都能上屏幕,谁不能呢?
比起一些偶像明星,我觉得特坦然。我不怕年华老去,不用和狗仔队打游击,不用为了曝光率没事找事。我一是不想当老百姓的对立面,二是我也当不上,三是当上的代价太大,活着该有多累!
我最想做的事情是一个人待着。有朋友一拿起书,看两行字就晕了,我不至于那样,每天至少要看十几个剧本吧。我觉得还不够静,还不够让我拿起一本书就放不下,周围总有好多事干扰我。
我也爱热闹。比如喝点儿酒、聊聊,没有什么利益关系的。我是最不怕听人说的,只要对方能侃,我就可以一直听他说下去,所以朋友爱找我喝酒。我最爱扮演的角色就是观众。每次喝酒,我说话很少,更多是看朋友耍贫。
我总是矛盾着,又想热闹又想静,是不是有点儿矫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