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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在学者张新颖的新书《沈从文的后半生》的封面上，借用了沈从文在1957年5月1日早晨所画的一幅速写：他在早晨5点半的时候从所住的黄浦江上一个叫上海大厦的酒店窗口望出去，看到外滩白渡桥上正在游行的人群，人们沉浸在红旗的海、歌声的海、锣鼓的海中。
沈从文
《沈从文的后半生》，作者：张新颖
在学者张新颖的新书《沈从文的后半生》的封面上，借用了沈从文在1957年5月1日早晨所画的一幅速写：他在早晨5点半的时候从所住的黄浦江上一个叫上海大厦的酒店窗口望出去，看到外滩白渡桥上正在游行的人群，人们沉浸在红旗的海、歌声的海、锣鼓的海中。但沈从文把眼睛偏开去，偏到谁也不会注意到的一个小小的渔船。等到6点时，渔船上睡觉的人醒了，醒了之后他拿来一个小的网兜在捞鱼虾。
张新颖说，若用这幅画解释沈从文和他所处的那个时代之间的关系，亦可以构成一个隐喻。
《沈从文的后半生》由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张新颖撰著，进一步推进了对沈从文后半生的研究。该书由广西师大出版社推出后一纸风行，引起了学界内外不小的关注。在接受本报记者电话采访时，张新颖讲述了写作该书所带来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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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在学者张新颖的新书《沈从文的后半生》的封面上，借用了沈从文在1957年5月1日早晨所画的一幅速写：他在早晨5点半的时候从所住的黄浦江上一个叫上海大厦的酒店窗口望出去，看到外滩白渡桥上正在游行的人群，人们沉浸在红旗的海、歌声的海、锣鼓的海中。
他的家庭不理解他
张新颖表示，《沈从文的后半生》不仅仅写沈从文在新中国成立以后，他的后半生过得如何艰难，受了多大的委屈，“重要的是，沈从文跟时代形成了一种关系，他在这样一个时代里面做出了一些事情，而这些事情构成了历史的意义。”
张新颖列举了两个小细节。“第一个细节：解放一年以后，两个儿子读中学，这一家人的感情非常好。可是两个读初中的孩子，整天在学校里面参加各种各样的运动，就会觉得爸爸不太进步。两个孩子跟妈妈商量，家里要团结起来帮帮爸爸，做做爸爸的思想工作。这个不是后来的回忆，而是当时的记录。”
“有一天晚上两个孩子放学回来专门跟爸爸谈了一下，问爸爸为什么整天闷闷不乐？沈从文说，你们太小了，有些事情不懂，我跟你们感受的问题不太一样。孩子又说，爸爸该积极地投入到社会主义建设的运动里面去。沈从文说，我在博物馆里做这个事情。孩子说，谁整天愿意在博物馆那种古董里面，人也变成古董了。沈从文又说，那个也是工作呀，况且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也要做那样的事情。”
“当然孩子不理解，说到后来，急得都哭了。”张新颖说，“在一个情感特别好的家庭里面，沈从文做的那些事情不被理解，跟社会轰轰烈烈的潮流偏离了。可他就是从那个时候坚持下来的。”
“我还知道我是谁”
说到第二个细节，张新颖介绍，1956年沈从文到济南出差，当时山东师范学院里面有两个文物研究室，他到那里去看展览。看完之后，正好到了中午学生下课去食堂吃饭，人特别多，他被挤在人群里面。“沈从文这个时候心里是这样想的：我被夹挤在这么多人中间，但是没有一个人知道我是谁。这个心理活动不是我想象出来的，是他在当天的书信里留下来的。这是他想象的第一层；第二层他想起他的老朋友巴金：如果不是我，是我的老朋友巴金现在在这里，那还了得！半个小时全校就传遍了；第三层他想，没有人知道我是谁，所以我还知道我是谁，如果人人都知道我是谁的话，恐怕我就不知道我是谁了。”
张新颖认为，这个话当然也有一点暗含对他过去老朋友的玩笑，因为巴金在上世纪五十年代的时候还是很红的作家。“人人都知道你是谁的时候，你可能不知道自己是谁。没有人知道我是谁，所以我还知道我是谁，我知道我该干什么。”
“这两个例子足以看出沈从文在时代里的位置，以及他内心对自己要做的事情的坚定。我举的这两个例子是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到了六七十年代之后，他的处境更加恶劣了。尤其‘文革’开始，他被下放到湖北就更艰难了。但在更恶劣的环境下，他还在做这样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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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在学者张新颖的新书《沈从文的后半生》的封面上，借用了沈从文在1957年5月1日早晨所画的一幅速写：他在早晨5点半的时候从所住的黄浦江上一个叫上海大厦的酒店窗口望出去，看到外滩白渡桥上正在游行的人群，人们沉浸在红旗的海、歌声的海、锣鼓的海中。
影响侯孝贤和贾樟柯
除了讲到沈从文对汪曾祺和黄永玉的创作影响，张新颖还介绍了沈从文的写作观念对导演侯孝贤和贾樟柯拍电影的影响。“侯孝贤1982年的时候拍了《风柜来的人》，在这之前他已经拍了三部电影。但是杨德昌这些从美国回来的朋友告诉他，拍电影要有一个自觉的观念和方法。这个阶段的侯孝贤特别烦恼：本来我觉得我很会拍电影，可是现在我不会拍了。”
张新颖介绍，这时，朱天文给了侯孝贤一本书：《从文自传》。“它对侯孝贤的改变可大了，他读了《从文自传》之后知道怎么拍电影了。一个人可以承受那么苦难的故事，这样的故事还发生在太阳下面，还可以看到温暖，看到人性的美好，人的胸怀还可以亮一点，由此建立了侯孝贤拍电影的自觉。”张新颖说，“所以，后来侯孝贤的《悲情城市》已经明显可以看到《从文自传》的影子。我们也就可以理解，为什么侯孝贤在多次访谈里一遍一遍地提沈从文，这是使他受益终身的东西，比简单的影响重要得多。”
过了若干年，北京电影学院的旁听生贾樟柯看了《风柜来的人》，也对他产生很大的冲击。张新颖讲到，“贾樟柯意识到，几个小青年乱七八糟的事可以变成电影，可以变成创作。他通过侯孝贤来认识沈从文，再去读沈从文的书。所以，从贾樟柯早期的电影《小武》、《站台》、《三峡好人》，也可以看到沈从文的影子。”
在张新颖看来，一个作家受另外一个作家的句子、意向的影响，这种都属于小影响，那种大的影响是指改变一个人。“比如说中国年轻建筑师王澍，得了世界最高建筑奖。王澍曾经按着沈从文写的《湘行散记》的路线走了几个月，很难说沈从文的哪部作品影响了他的建筑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