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涅斯-夏薇依
夏薇依似乎对明星的身份有种天然的抵触，她会在电影中反思作为明星的种种心理异化，也会在生活中有意逃避明星的身份。
阿涅斯·夏薇依(Agnès Jaoui)电影回顾展也许是这个冬天上海最好的电影展。细腻却随性，幽默而不轻薄，就像她这个人一样。
见到夏薇依本人是在上海法语培训中心的一间大厅里，她的样子就像是她最近的电影《让我们诉说雨日》(Parlez-moi de la pluie)里的样子，中年发福、脸蛋松弛下来，她对这样的评价显然不会生气——如果她在意自己的外貌，就会整天想着法子瘦身、拉皮、整容了，就像大多数女明星会做的那样——相反，这些对女性之美的成见统统让她感到不快，“为什么一定要让自己显得年轻呢？我就是这个样子，我很高兴自己就是这个样子”。
年轻时候的夏薇依的确称得上美女(像她这样的女性主义者对这个称号估计也会有意见)，眼神明亮、身材窈窕，微微的“地包天”下巴(像凯拉·奈特莉那样，但没那么严重)显得脸部线条硬朗。最能展现她年轻时候风采的电影，也许要算是《他人的生活》(Le role de sa vie)了，她在里面演了一个女明星，就像在演她自己。
上海师范大学世界电影研究中心组织的这次影展，是中国大陆首次举办的夏薇依回顾展。夏薇依在中国的知名度也许比不上其他法国女演员或者女导演，但她在法国国内却是一个很重要的编导演三项全能的电影人。如果拿中国电影来类比的话，张艺谋或者巩俐是国际国内都很出名的电影人，很“国际化”，但是冯小刚虽然在国内有名，在国际上却并不知名，究其原因，可能是冯小刚的电影“太中国”了，要一个外国人体会《甲方乙方》的乐趣并不是件易事。夏薇依的情况也很类似，她电影里的幽默太法国了，不新潮、不国际化，甚至带一点法国中产阶级的老旧气味，但法国人却受用，恺撒奖(法国国内的最高电影奖)4 次授予她最佳编剧奖，戛纳电影节也曾将一座最佳编剧奖奉上，可见她的受欢迎程度。
曾在影片中反省过女明星的夏薇依，在现实中也没有一点女明星的架子。横翘二郎腿、扣指甲，说到忘情处还会爆出法国国骂“Merde!”也许她对自我的定位从来不是一个女明星，而是一个喜欢用电影表达自我的人。
来自生活的电影
夏薇依 1964 年出生于法国一个犹太家庭，天秤座。他们家移民自法国前殖民地突尼斯，在她的电影《让我们诉说雨日》中有一个服侍主角的突尼斯人的家庭，其中的故事可能就来自她自己的经历。因为她说过，由她自己编导的电影大都来自她熟悉的事物，不熟悉的东西，她就没办法编下去。
从小夏薇依就对各种艺术感兴趣，父亲是个作家、母亲是心理治疗师，她很小的时候就开始写作，但总是缺乏自信(可能是由于父亲也是作家的缘故)。17 岁的时候她开始学声乐，唱古典歌曲，这给她的生活带来了明显的变化，“我变得更加自信了”。这段经历也可以在她的电影中找到，2004 年的《看着我》(Comme une image)是她自编自导的第二部电影，讲述了一个作家女儿的成长经历。影片中女孩的不自信来自自身的肥胖，显然这样的设定也来自她的生活，从 2003 年开始她就逐渐发胖，身材的走样给她造成了多大的影响不得而知，也许根本就没什么影响，她继续以微胖的身躯在接下去的几部电影中出演角色。
夏薇依进入电影界是在 80 年代中期，引路人是帕特里斯·夏侯(Patrice Chéreau)。那时夏侯在巴黎西郊的农泰尔镇(Nanterre)有一家剧院，夏薇依参加了这家剧院的表演课程，并由此步入了表演领域。夏侯当时已经是著名的电影导演，最为中国人熟悉的影片大概就是《玛戈皇后》了，但夏薇依现在说起夏侯，并没有什么愉快的回忆，“他不喜欢女人，也不喜欢我，他对我的影响更多的是间接的”。
坚持戏剧表演的同时，她也以配角的身份演了一些电影，但都没有给观众留下深刻印象。戏剧表演不仅让她积累了表演经验，更让她找到了一生的伴侣让-皮埃尔·巴克利(Jean-PierreBacri)，他们是在排演哈罗德·品特的《生日派对》时认识的。
“夏薇依/ 巴克利风格”
自从夏薇依和巴克利认识后，他们就再也没有分开过。在电影圈，这不能不算是一段佳话。也许他们持久的关系来自于他们对这段关系的准确定位——伴侣，而不是夫妻。“巴克利最吸引我的就是他的自由，他不喜欢任何束缚。”这种束缚当然包括婚姻，如今他们依然住在不同的公寓里，但每天还要一起吃饭，一起抚养孩子，这样的关系已经持续了 25 年。
也许是爱情带来灵感，和巴克利在一起之后，他们共同创作的剧本(迄今为止所有的剧本都是两人合作的)就开始源源不断地冲击着法国电影界。他们的剧本对白幽默、贴近生活，挖掘法国人的日常琐事。首先慧眼识才的是法国新浪潮大师阿伦·雷乃，当时夏薇依和巴克利编了一出舞台剧《厨房浮世绘》(Cuisine et dé pendances)，成功后就改编成了电影，雷乃看了之后非常喜欢，就主动来找他们，请他们来给自己编剧。雷乃此后的两部影片《吸烟、不吸烟》(Smoking/No Smoking)和《法国香颂》(On connat la chanson)都由他们操刀，不可思议的是两部影片均获得了恺撒奖的最佳编剧奖，一举奠定了他们在电影界的地位。
说起编剧的奥秘，夏薇依拿出随身的一个小本子。小本子上密密麻麻写满了摘记，“我不想忘记的对话、事情，我都随时记下来”。她和巴克利一起编剧的方法也很有趣，不停地谈话、不停地磨合——雷乃也喜欢这样的方式。法国媒体用一个词来形容他们的合作和风格——“夏薇依/ 巴克利风格”(Le Style Jaoui/Bacri)。这个组合没什么制胜法宝，“我们只是细心地观察生活而已”。不过奇怪的是，在现实生活中是一对的他们，在电影中从来没有演过情侣，“因为我写的都不是爱情故事”，夏薇依笑着说。
夏薇依/ 巴克利组合除了给别人编剧，自己一共自编自导自演了三部电影，分别是《他人的品味》(Le got des autres)、《看着我》和《让我们诉说雨日》，其中《看着我》获得了戛纳电影节的最佳编剧奖。但是这三部电影的票房却是每部递减的，从 300 万人次的一鸣惊人到 150 万人次，再到 100 万人次。说起这种票房情况，夏薇依自己也很担心，因为他们下一部电影将要在明年初上映，票房再不好的话，投资就会减少了。“难道是我的电影变得不好了？”一向自信的夏薇依在面对市场的时候，也会有这样的动摇。
除了编剧和导演，夏薇依首先是一个演员。遇到别人的好剧本，她也会立刻答应下来。在新导演卡丽娜·塔迪欧(Carine Tardieu)的《双腿生风》(Du vent dans mes mollets)中，她要扮演一个歇斯底里的家庭主妇，肥胖、没有情趣，和她演过的其它角色完全不一样，但她看了剧本之后立刻就接受了。“我简直不敢相信她这样的大明星会接一个这样的角色”，塔迪欧说。
夏薇依似乎对明星的身份有种天然的抵触，她会在电影中反思作为明星的种种心理异化，也会在生活中有意逃避明星的身份。她有两个自己的乐团，一个是古典声乐乐团，一个是拉丁流行曲乐团，她会经常带着乐团去法国的乡间小旅店里巡演，“这样能让我对真正的生活、真正的人保持持续的接触”。
B=《》J=阿涅斯·夏薇依(Agnès Jaoui)
B ：你和巴克利先生共同编剧的时候，具体是如何合作的？
J ：我们从交谈开始，一开始是随便聊，主题、演员，什么都聊。我们每个人都拿着自己的本子，记下各自印象深刻的聊天片段。这样反复多次以后，我们就会朝某一个主题慢慢靠拢，人物也是在这个过程里产生的。这之后就一个场戏一场戏地写，场景写完之后，就要根据人物性格填充对话。一开始比较困难，但是性格建立之后，整个过程就变得比较舒服了。
B ：剧本会经常在中途偏离轨道吗？《他人的品味》最初构想是侦探片，怎么变成了后来这样？
J ：这是比较特殊的一次。一般情况下都是按照原来的轨道来进行的。可能这部电影中的人物我们并不熟悉，警察、毒贩都离我的生活很远，所以想在剧本中抓住他们很难，特别是前6 个月几乎没有头绪，后来写着写着就又回到我们自己熟悉的人物上去了。
B ：《他人的品味》中的暴发户形象在法国也很常见吗？
J ：有趣的是，这部影片在俄罗斯放映时，很多人也这么问。他们都在讨论俄罗斯的暴发户。现在法国的暴发户也许没有俄罗斯或中国多，但是总有一些人是被封闭在自己的圈子中的。这部片子就是要探讨各种不同圈子里的人的品位差异。
阿涅斯-夏薇依
B ：法国媒体对你和巴克利的评价，是给你们创造了一个词叫“夏薇依- 巴克利风格”，你自己是如何界定这种风格的？
J(：耸耸肩)，我也不知道。可能是幽默吧，幽默让我承受生命中所有不能承受的东西。
B ：你是女性主义者吗？
J ：我是女性主义者，旅行的时候更是(笑)。但我并不是我母亲那个年代的女性主义者，像她们那么暴力，那么激进。我也理解她们经历了我们没有经历的一些事情，所以我也理解她们的选择。对男性来说，当他们平等对待女性的时候，他们会失去一些东西，但必然也会得到一些东西。在法国，也许比起其它国家大男子主义稍微少一点，但这是一种隐藏的大男子主义，尤其在政界会被重新唤起。比如2007 年社会党罗亚尔的选举，大家就会问：“她漂亮吗？”“谁来照顾她的孩子？”……这些都不应该是这个年代的想法。我们难道会专门去问一个男性的政客有没有孩子吗？我很小的时候就对社会对于女性的一些想法感到愤怒，我不想只做一个“有魅力”的女人，不想只做一个母亲或一个妻子。
B ：那作为一个女性主义者来说，你是如何看待生殖这件事的？
J ：我觉得这是一件很欢乐、很幸福的事情。我曾经非常非常想要孩子。但是我觉得作为女性也并不一定必须要做母亲，也不需要做一个完美的母亲，完美母亲的神话已经太多了。没结婚的女性、没孩子的女性，并不比其她女性少一点价值。
B ：你在电影中经常拿女性的性和男性的性开玩笑，你怎么看待男女之间的性差异？
J ：男性与女性的性是不同的，这样的观念我们被强加得太多。谈到男性的性时，好像他们的不忠贞或者乐趣是一件很自然的事情，但谈到女性在性方面的乐趣却是一件很新近的事情。女性当然也有这方面的需求。男女之间的性区别看起来是男性会勃起，女性不会，但这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区别。
B ：你说领养孩子是你碰到的最大的冒险，那在这场冒险中你碰到的最大困难是什么？
J ：尝试着想要孩子，持续了 8 年，其间有希望也有失望。但最后就像奇迹降临一样，我找到了这两个孩子，而且他们已经很大了，一个 5 岁，一个 7 岁。而且在收养一开始，我就找到了做母亲的感觉，他们简直是里约热内卢最漂亮的孩子。他们让我不断地追问人生、爱与遗弃的命题，因为他们是被抛弃的两个孩子。整个过程都令人激动。
B：在《他人的生活》这部电影中，那位导演挖掘了女性内心的很多阴暗面，比如虚荣、懦弱等等，你平时如何控制自己的阴暗面？
J ：我的生活其实更类似于手工艺工匠的生活方式，比较规律，不像阿兰·德龙那样。我也让自己保持倾听朋友，很多我成名之前的朋友现在依然保持着联系。虽然夸张了点，但我试着不让自己习惯于名声带来的优先权。
B ：你能说一下你日常生活一天的时间安排吗？
J ：有时候我会为了孩子早起，但大多数时候我都很晚起床，我很喜欢睡觉。起床先做一下身体柔软操。然后再去找巴克利吃饭，我们并不住在同一所房子里。两三点左右吃午饭，通常在一家意大利餐厅，然后开始一起工作、开玩笑、写作。晚上我就和孩子们在一起，开始练习唱歌。
B ：法国对艺术电影的支持政策是怎样的？
J ：法国的艺术电影体系，事实上是由两个根本性的法律来支撑的。二战期间，美国电影是被禁止在法国上映的，但是二战后，美国电影卷土重来，1945 年就出台了一个法律，规定每放映一部美国电影，就会有一定比例的票房归入某个基金，这个基金由国家电影中心(Centre National de la Ciné matographie，CNC)管理，青年导演可以带着自己的剧本来 CNC 申请基金。另一个法律是密特朗当政时期立下的，就是法国每个电视台都要把自己收入的百分之十投入到电影的创作。除了法律，政府也会通过各种途径来支持电影。
B ：你曾和阿伦·雷乃有过多次合作，他是怎样一个人？
J ：他是个真正的艺术家，他总是在不停地探索之中。他来找我的时候，我感觉他怎么比我还年轻。而且他人特别好，我认识很多很多大艺术家，他们多多少少有些怪癖，或者脾气不好。但和雷乃在一起的时候却感觉很舒服，他的性格是和他的作品很贴近的。他的工作方法也很有意思，虽然他当时被称为富有文学性的“左岸派”，但是他拍电影的时候一行字也不写。他叫我们来给他写剧本的时候，就给我们完全的自由，每个星期我们就像交作业一样，把我们的思考用录音带录下来，交给他。他在黑暗中倾听我们的创作，然后想象画面，如果他想象不出来，他就会来找我们说：“这块有点问题，我看不到画面，你重新想一想吧。”他会和每个演员单独见面，很小的角色他也要单独见面，一起读剧本。他也很喜欢在开机之前反复排练，这是他让演员们相互熟悉的方式。他和演员的相处方式影响了我。
B ：你涉足表演、导演、编剧等多个领域，你自己是怎么看自己这种状态的？
J ：我从很小的时候就有一种强烈的想证明自己存在的欲望。我十岁的时候读了《安妮日记》，这本书对我影响很大。做演员就很能满足我这种欲望。之后我就开始用其它方式来表达自己，包括编剧、导演，各种各样的角色我都想尝试。我也很想自己给电影做音乐，我平时自己就有两个乐队，经常演出。在电影界，但凡你拥有哪怕一点点的成功，你就会被封闭在一个奢华的环境里。做音乐会让我从零开始，我们到处巡演，让我对真正的生活、真正的人保持持续的接触。
B ：随着时间流逝，你的形象在电影中也渐渐老去，岁月对你有什么影响？
J ：我 15 岁开始写作的时候，就已经觉得自己苍老了，因为苏菲·玛索 13 岁就出名了，我却还没出名(笑)。17 岁的时候我去音乐学院学习歌唱，这让我找到了自信。女演员也比男演员老得更快。时间在流逝，要去做随着时间可以变得更加丰富的事情，比如写作。也许有人会在意外貌，但是我更喜欢保持自己独有的风格。
B ：对你影响最大的人是谁？
J ：我父亲。我很小的时候他就带我们去看电影，看超现实主义画展。我记得很清楚他讲过的一句话。有一次我们去看一个展览，我说：“这是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我也能做。”我父亲就说：“那你就去做好了！”
B ：你在心情低落的时候会做些什么？
J ：失落也许是我写作的动力。在低落的时候我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找我的针灸师，这是最有效的。当然还有画展、电影、朋友，都能帮我走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