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门之后
关牧村1953年出生在河南新乡一座中西合璧的大宅院里。这座大宅的主人就是关牧村的外公——声名显赫的中原富贾李俊甫。“姥爷那时买卖做得很大，整一条街都是他的生意，另外还做进出口贸易。”历史上有名的牧野之战就发生在新乡郊区，那里有座村庄叫做牧野村，关牧村兄妹三人的名字都是父母由此产生灵感给取的。
见过关牧村母亲相片的人都会惊叹于母女俩的相像。“母亲很美丽，大家都说我和她长得很像，其实我的音乐天分也是承袭于她。”出身名门的母亲受过高等教育，会溜冰、跳舞，尤其喜欢唱歌。可当时封建大家庭是不允许女儿出去抛头露面演唱的，为了满足女儿的要求，李家特意请了位德国音乐教师教她声乐艺术，“但只能作为一种兴趣爱好。”由于母亲的天分遗传和启蒙教育，幼年的关牧村就已经展露了不俗的歌唱才华。“那时妈妈常带着我去亲戚家参加Party，每次都让我上去表演唱歌，气氛特别活跃。”
关牧村的父亲是沈阳人，他原是位国民党起义将领，电视剧《兵临城下》里面那个关副官就能找到他的影子。由于在解放战争中立了功，解放后父亲被送到军校去读书，后来到河南《平原日报》做编辑。关牧村出生后不久，父亲调任国家建工部高级公务员，全家搬到了北京，在这里关牧村度过了一段幸福时光。
卖血换米的日子
但幸福很短暂。五七年“反右”运动中父亲被革职，母亲也查出患了胃癌，无所依靠的一家子搬到了天津，那里还有姥爷留下的一点房产。“那时候心就像蒲公英一样在飘荡。”母亲去世那年关牧村只有十岁，但她总也忘不了母亲临终前的叮嘱：“孩子，你有非常好的音乐天赋……一定要唱出来。”
不久父亲被调到外地，哥哥去了农村插队，只留下13岁的关牧村和11岁的弟弟牧野在天津相依为命。尽管异乡的父亲每月勒紧裤腰寄回20元钱，可正上学的姐弟俩还是拮据得吃不饱饭。常常到郊外买些玉米回来磨面，再到地摊上捡别人丢弃的菜叶子，搅成菜糊糊勉强裹腹。有时候连一天两餐都顾不上，晚上饿得睡不着只能喝碗白开水。一天回家看到弟弟又是焖米饭又是炖肉，关牧村很惊讶，再三追问才知道弟弟去卖了血。关牧村当时就哭了，看着弟弟卖血换来的米饭难以下咽。说到这里关牧村眼里闪出了泪光：“我很少愿意提这些事，很苦很苦的，想起来就难受。”
艰难挣扎中熬到中学毕业，在驻校工宣队工人师傅的关照下，关牧村没有上山下乡，而是分到天津钢锉厂当了一名车工，每月有17元的工资。本以为生活有了起色，没想到第二年又一场灾难降临。父亲被打成反革命关进了监狱，连名字也从户口簿中被注销。孤苦伶仃的姐弟俩又一下子变成了反革命子女。
关牧村感慨道：“那段日子实在太苦了，但现在回想起来也是件好事。磨难是一所大学，那段苦难是一种精神财富，它造就了今天的我。”
师恩重如山
幸运的是，在工厂七年关牧村的才华没有被埋没，每年都被厂里选送参加职工业余文艺汇演。她的歌声一鸣惊人，也有幸得到过几位老师的热心指导，其中最让她难忘的是遇到了著名音乐家施光南老师。“那时我还在工厂唱业余比赛，在天津也小有名气了。而施老师在天津歌舞剧院，朋友带着我去拜访他。听了我的歌以后他特别兴奋，觉得是个人才，就从那以后不断给我写歌。”
七十年代末开始，她先后演唱了施光南创作的《吐鲁番的葡萄熟了》、《假如你要认识我》、《月光下的凤尾竹》等十几首歌曲。施光南还专门为她创作了多部歌舞剧和电影套曲。珠联璧合的合作中，关牧村红遍了全国。“后来施老师去印度、巴基斯坦访问，回来后就酝酿给我写一部歌舞剧《吉普赛姑娘》，为这件事我还专门找老师学印度舞。但作品还没有落在纸上他就去世了，这是我心里最大的遗憾。”
关牧村非常尊敬这位恩师，“他既是我的老师，又是合作者，还是很好的朋友。人品非常好，艺术上特别执着，为人处世比较简单的一个人。”
1984年关牧村考入中央音乐学院声歌系时，音乐教育泰斗沈湘教授对收这个已成名的学生心里有顾虑，“如果成功，人家只说是我唱得好，如果不成功，人家可能会说他把我耽误了。所以沈老师当时不想教我。”为此，施光南专门找到沈湘谈了一次话。“谈关于怎么教我的问题，并且讨论了指导方法。”最后惜才的沈湘终于接受了关牧村。“沈老师教我的方法有别于其他学生，尽量保持我的特色，在此基础上进行修饰，还是比较成功的。毕业演出时，老师们都很惊讶，还让沈老师给全校做讲座传授教我的经验方法呢。”
关牧村前夫
他小我六岁
八十年代初关牧村被调到天津歌舞剧院，事业如日中天，有一件事却让她周围的人急了起来。眼看快三十的人了，婚姻大事还没有动静。热心朋友给介绍了不少对象，歌迷寄来的求爱信也是整袋整袋的，可关牧村连看的时间都没有。“你想，我这么多年的坎坷和压抑，好不容易有了成绩，怎么能马上就考虑个人私事呢？我得要好好地奋斗拼搏一番呐。”老父亲却是急得很，有时女儿演出没时间相对象，无奈老父只好代为上阵去相亲。
1983年关牧村到上海拍摄专为她写的电影《海上生明月》时，认识了一个名叫王星军的男演员。“他是新疆人，当时还在上海戏剧学院读书，家里六个孩子排行老大，生活很窘迫。他比我小六岁呢，看着特别不忍心，虽然我那时候也不富裕，但我有一点时就帮助他一点。”这让王星军很感动，他觉得不能错过这样一个心地善良的好女人。“那时我心一软，考虑到自己也三十了，想想就这样吧。没考虑太多，就想着如果拒绝他太伤害人家了。”
婚后他们把家安在了天津，本该毕业回新疆的王星军也顺理成章地调到天津电视台。“第二年我就去北京上学了，他整年都在外忙着排戏，我们总是聚少离多，感情就越来越淡漠。”1988年儿子龙龙的出生也没有改善情况，“他脾气不好，老回家老火。”面对名气比自己大的妻子，做丈夫的心理很难平衡，经常回家借故生事。35岁得子的关牧村为了儿子却一再忍让。一直拖到1995年，眼看着儿子的感情也受到了伤害，“我就决定要离开他，我不能让孩子再在这样的环境下成长。”年幼的龙龙也坚决站在母亲的一边。
关牧村儿子
再婚把日子点亮
离婚后，关牧村把天津的房子留给前夫，独自带着7岁的儿子到了北京。“刚到北京那段日子居无定所，特别苦。”因为关牧村是全国政协委员，组织上借了套住房给她暂时栖身。“那房子是因为要拆迁才腾出来的，我们住了一段时间后就拆了，我和儿子又成了无家可归之人。”就这样，几年间就搬了四五次家，“好像刚把家安顿好就又要搬了。”
龙龙到了上学的年龄，学校离家很远，关牧村每天都要骑好长时间的自行车接送儿子。因为经济拮据没钱请阿姨，每天工作回家她就一头扑在家务堆里。但即使日子如此窘迫，关牧村仍然能放平心态，“我是这么想的，事业上取得成功的人必定在别的方面有挫折坎坷，不会什么都顺利，凡事总有个平衡。”
就在最艰苦的时候，有一个男人走进了她的生活，他就是后来成为关牧村丈夫的江鸿博士。其实早在多年前他们就相识了，当时江鸿任团中央宣传部部长，关牧村经常参加他组织的公益演出，但一直没有深交。关牧村到北京后，江鸿偶然了解到母子俩的艰难处境，就常常想方设法帮助她们。渐渐交流多了，关牧村才知道原来江鸿也有过不幸福的婚姻。苦难的生活把两颗受伤的心越拉越近，1998年关牧村和江鸿终于走进了婚姻登记处。结婚前关牧村特地征求了儿子的意见，10岁的龙龙回答：“妈妈，我支持你！”
婚后的生活和乐融融，夫妻俩还互相起昵称，他是她的“关方主管”，她是他的“江办主任”。关牧村眼里的江鸿是“博学多才，性格非常温和儒雅，很优秀很睿智。”而江鸿眼中的妻子则“很有自然美，无论是她的歌声还是为人。”关牧村最欣慰的是江鸿和龙龙相处非常融洽，“他爸特别关心龙龙，龙龙对他爸也很尊敬。”
如今龙龙已经16岁，长成了帅气的大小伙。提起儿子关牧村笑得很开心：“他跟别的孩子不一样，特别善良和懂事，身上完全没有名人家庭孩子的骄纵气，很少跟别人提起他妈妈爸爸是谁。”2004年初冬，龙龙去了墨尔本读高中，在那边生活非常节俭，有时都舍不得吃肉。这让关牧村很心疼，跟儿子通电话时总是叮嘱：“孩子，学习要紧，你就别老这样节俭了。”
儿子走后，夫妻俩除了忙各自的工作以外，经常一起学英文，家里到处堆着英语书和自制的英语卡片。江鸿说是为了“等开完政协会议后，有时间就去澳洲看儿子。”看着经济博士出身的江鸿，戴着老花镜像小学生一样认真看书抄单词，让人忍俊不禁又由衷地感动。
“平常心是道，简单生活是福”
交谈中关牧村不断喝水，好听的嗓音略有些异样。自从年底那场震惊世界的印度洋大海啸发生，关牧村就一直没有好好休息过，演艺界大募捐就是由她挑的头。“我是红十字会理事嘛，他们当时找到我商量了这事。我就分别给大家打电话联系募捐和义演了。”半个多月的时间参与组织了四场大规模义演，关牧村先后以个人名义捐款两万多，并且坚持场场亲自登台演唱，结果把嗓子累得发炎了。
先生江鸿语气有些心疼，但却很理解：“特殊的经历让关牧村对艺术对人生都形成了特殊的感悟。她平时生活很低调，不喜欢仗着自己的名气出去跑关系什么的。但像这样的公益活动，她一向都很踊跃。”
1995年春天，关牧村去燕山游玩，在一个叫三叉口的地方，看到一些孩子上学时间在外转悠。打听后才知道当地的学校搬走了，家长没有钱供孩子们出去住校读书。关牧村二话没说就给将近三十个孩子提供了费用，并且给其中一个家境特别困难的女孩提供学费，一直到她中学毕业。关牧村说：“我能理解需要帮助的人的心情，因为我有过同样的经历。在我生命中最可贵的，就是每个关键时刻都能遇到好人。所以我现在要回报给他们，用我的歌声和实际行动。”
关牧村最喜欢的一句话是：平常心是道，简单生活是福。“就是要用平和的心态对待一切。越把自己当成什么就越不是什么，不把自己当成什么才是什么。所以这么多年我一直是认认真真做事，塌塌实实做人。我不能辜负喜欢我的观众，他们就是我最大的动力。”
关牧村说着眼圈又红了，“我们那一代人没有什么追星，他们的感情特别真，就是铭刻在心的那种。现在出现在公众场合，这些老歌迷还是能一眼就认出我来，热情不减当年。所以我也很欣慰，这么些年做人做事还是对得起大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