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赛德克-巴莱》中文版海报
《看历史》杂志2012年3月刊封面
1930年10月27日凌晨，台湾台中能高郡雾社(今属南投县仁爱乡)，一群“生番”从丛林中蜂拥而出，向日本人所据的警所、学校、邮局发起冲击。
“我作为死亡139人的报复，日本军警以机枪、飞机乃至是毒气残酷剿杀，起事的1200多名赛德克族人大半死亡，其中半数死于自杀， “我怕你们承担不住，活了下来。”
今天，当四方游客们留连于已成为著名风景名胜的雾社时，恐怕很难想象这是80年前那片血雨腥风的战场。
是的，这里早已不再是赛德克人的家乡，他们早已被迫迁往他乡。作为一个民族，他们付出的不仅仅是生命的代价，他们的家乡被占领，他们的历史被遗忘。
台湾，由北至南贯穿全岛的是一望无际的山脉，是一座真正被山统治的岛屿。科学家考证，海峡两岸间的迁徙可以追溯到远古时期，古书也记载早在春秋战国到汉代之际，祖国大陆便与台湾岛互有“往还”。但直至数百年前，这里的主角仍然是许多互相关联而各自独立、生活型态迥异的原始部落。他们的血液已和这片土地以各种方式连接在了一起，这个小岛上的每一片土地都有自认拥有它们的原住民主人。
当中华文明主干已经进入到繁文缛节、咬文嚼字的状态，偏居海外的台湾原始部落社会，仍然几乎从未与强大的文明社会有过集体、深入、广泛的碰撞与交融。及至17世纪，入幕福建省的师爷郁永河仍然这样写到：“野番居于深山，其地为洪荒以来，斧斤所未曾入之地，茹毛饮血，种类繁多，其身手矫捷，直可惊猿骇兽，剿抚之道，宜先焚山夷其险，烈泽断其归路，则数年后，未必不变荆棘为坦途，化盘瓠焚筏为良民也。”
差不多从这时开始，他们开始大规模地“接待”跨海而来的移民与官吏；也目睹了来来去去的不速之客——荷兰人，西班牙人，或是日本人——带来了“文明”，也带来了征服、驯化、掠夺甚至杀戮。
他们被要求“戒杀人，除迷信，事农耕，学文化，知礼仪”；他们看到山林里修筑了公路，建设了学校，设立了警所；他们甚至被带到日本，见证那个统治着自己的“文明社会”；他们也看到林木被砍伐，矿产被外运，男人被奴役，女人被***淫。
在那个时刻，1930年10月27日，那个冲在最前面的首领，莫那鲁道，是否还有其他选择？
世居的山地是祖先留下来的财产，自己就是山的主人。对于入侵的外族，祖先无不用生命去扺抗，才挣得赖以生存的猎场。因此，即使对手实力再强，族人也必须竭尽全力，奋死作战，死而后已，赛德克人认为，唯有这样才能祭告祖先。
这是被殖民者最深沉的无奈，是人类祖先崇拜传统最苍凉的遭遇：未被同化者舍身捍卫尊严。被同化者既不得不忠于自己的祖灵，又不能背叛“养育”“栽培”自己的统治者。
接下来，他们不仅失去了家园，也失去了历史。没有文字和话语权的他们，在日本人的描述中，是“生番”与“叛乱者”；在光复者的碑文上，他们是“抗日英雄”——直至上个世纪90年代，他们才被重新发现，在邱若龙的漫画中，在魏德圣的电影中，在重新审视台湾的视野中。
时过境迁，“雾社事件”的主角早已逝去，而这段历史却随着政治高压的解禁和族群的和解而开始受到应有的重视。当赛德克人的民族意识日益觉醒之时，关于民族记忆中的点点滴滴也日渐复苏。这是一个有别于外来者的视角叙述的历史，它是原住民们开始自我叙事的尝试，这种尝试无疑是艰难的，但却是建立一个完整丰富的台湾史的必要过程。
今天的我们，重新走读和打量台湾，若无法回到历史的深处，恐怕就不会明白《赛德克-巴莱》片中那句话——“如果文明是要我们卑躬屈膝，那我就叫你们看见野蛮的骄傲”，也无法明白“赛德克-巴莱”的本来含义——“真正的人”。
>>>沸腾的血： 当赛德克遇上“文明社会”………………… 文/谭端
>>>《赛德克-巴莱》背后的历史真实…………………………文/郭明正
>>>“雾社事件”与我………………………………………… 文/邱若龙
>>>文化遭遇里的赛德克人…………………………………… 文/林易融
>>>魏德圣：从历史起步，为台湾疗伤…………………… 采访/易萱 林迺玓
《赛德克-巴莱》剧照
1625年，热兰遮城简图(收藏与荷兰档案馆)
安平古堡瞭望台
热兰遮城复原木型
文/谭端
台湾原住民血统的日本警察花冈一郎，是统治者培养的“以番治番”的种子。雾社屠杀发生时，他用铅笔写下十足日本味的句子：“花冈，在责任上，越考虑越觉得非如此做不行。在这里的是全部的家人。”花冈和族人一道承担共同的命运，带着妻子以及一个月大的儿子自杀。这是被殖民者同化后最深沉的无奈，既不得不忠于自己的祖灵，又不能背叛“养育”、栽培自己的统治者。
怕你们承担不住，活了下来。”台湾电影《赛德克-巴莱》中，莫那鲁道拿着枪逼着妻子带着孙子和剩余妇自缢，他要求家人结束生命，以不屈服日本统治者来祭告祖灵。
这是“雾社事件”的戏剧化对白。在这件日本统治时期台湾最后一次大型抗日运动历史现场中，真实情形是：没有一个人真正知道莫那鲁道当时做了什么，因为目睹那个现场的人，一个活口都没留下。如今我们可以确定的是，日本当局事后清理现场时发现，赛德克族反抗部落原住民战死男人332名，女人312名，总计死亡644名。举事的原住民六个部落原有人口1234名，一半以上直接死于战斗，超过七成人口最后间接为此而死。反抗者的头都被砍下，大部分女人是带着族中孩子集体自缢而亡。
“山中长期作战需要粮食，妇女们不想成为男人的拖累，所以带着老弱妇孺集体自缢。”赛德克族马赫坡部落少数幸存者的后人郭明正，带着原住民特有的“国语”口音告诉《看历史》。
“在祭祀与对付入侵时，赛德克族古老的传统是要猎首的。”在原始与文明的矛盾当前，郭明正的态度显得慎重、收敛起来，作为一名知识分子，他不想跌入文明与野蛮的是非逻辑。据他介绍，1914年以后族人就不再出草(猎首)了。
台湾，由北至南贯穿全岛的是一望无际的山脉，是一座真正被山统治的岛屿。从四百年前的文明开拓直至今天，山岳自然原始的力量和少数民族存在的正义性仍主宰、刺激着台湾社会的前途，它带来的影响不仅是灾害，而且在政治、人文领域上也如同地底的核弹，足以掀翻整个台湾社会的稳定。
以血还血
就在震惊世界的“九一八事变”前一年，距离事变现场沈阳两千多公里之遥的福建外海，彼时已被割让给日本帝国统治长达35年的台湾岛上，曾经发生一件当时鲜为外人所知的大惨案。
台湾中部云雾缭绕的大山深处，几道蜿蜒的山岭勾勒出秀丽的雾社风景。这是一处隐藏在台湾深山、终年静谧的山谷，它野树参天，神秘得像个成熟的女人，清新如同少女的呼吸，平日只有婆娑的树林和不知名动物的幽鸣声。但1930年10月27日这一天清晨，山谷中突然传出人类最原始的哀嚎，骚动的恐怖气氛迅速在山野间漫延开来。
这是一场极其残酷的屠杀。死亡的是一群参加纪念会的日本人。日本对“雾社事件”的研究资料显示，日方死亡人数男为86名，女53名，总计139人。不少日本妇女和日本孩子，被当地原住民斩杀在一所日本小学中，身首异处。
第二天，台湾“总督府”立即派遣现代化武装由各地出发入山，对“反抗番”进行围剿。
日本现代化军警联合部队在其他原住民部族带领下，深入大山讨伐。“反抗番”在寒冬中，凭藉对地形的熟悉，据险抵抗，与日本武装镇压部队交锋长达50天之久。
生番之境
2012年1月，台南天气时晴时雨。台湾已经持续三个月这样非典型的冬季降雨。安平古堡门外，摊贩俗丽的商品与引颈瞻望、摩肩接踵的游客，构成一幅热闹、喜庆味道的旅游景点画面。
今天，不论从字面意义或者建筑本身，安平古堡已经无法轻易让人认识到，它昔日代表的“新世界”对于台湾千年的原始社会曾经产生过怎样巨大的冲击。
安平古堡，原名“热兰遮城”，原是一栋拥有三百多年历史，像是欧洲地中海沿岸风格的中世纪城池。如今看上去，它的风格复杂难辨，建筑功能被篡改，完全与毗邻而建、香火鼎盛的“开台天后宫”妈祖庙格格不入。任何人一看便知，安平古堡压根就不是纯东方文化的建筑。
它是大航海时代的产物。
1453年，奥斯曼帝国占领君士坦丁堡，灭了东罗马帝国，改名伊斯坦布尔，建立了一个穆斯林政权。这个控制地中海通往东方要冲的政权，开启了欧洲探索东亚贸易航线的门锁。
此后200年，欧洲绵长的海岸线上各大港口，开出一艘艘桅杆帆船，她们冲破巨浪，照着罗盘的指引，载着人们去天涯海角。船上的投机商人、粗鄙的赌徒、冒险家、逃犯等等人物并不清楚，他们已将分隔于半个地球外甚少联系的数个帝国更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结束了千百年来安稳于各大洲，破裂的、绝少联系的全球政经体系。他们到处抢掠资源、财富，入侵不属于他们的地区，彼此竞赛扩张势力。他们并不知道，他们疯狂的行为，终将灭绝不少有千年历史的原始民族，甚至改变全球的自然生态。
17世纪初，全球性的疯狂劫掠仍在继续。在亚洲，葡萄牙侵入澳门，西班牙占领菲律宾吕宋岛，新兴竞争者、正在崛起的荷兰也正在寻找争夺资源的机会。
1624年孤悬外海的台湾，被一家名为“联合东印度公司”的荷兰企业占领。这是一家类似于今天私人资本的创投公司，它拥有为数众多的投资者，他们在全球各主要地点广设据点，主要目标是快速致富，寻找贵金属、香料、茶叶、瓷器、丝绸等等奢侈品进行贸易。与今天一般私人资本不同的是，当时这些私人企业拥有自己的武装，甚至可以发行货币，东印度公司这样的企业在全球范围到处开辟疆域，成为其欧洲属国的殖民代理人。荷兰人于1624年占领台南后，荷兰政府立即派领事驻扎，在安平古堡现址修建了这栋原叫“奥伦治城(Orange)”的建筑作为海防及行政官署。后来这座城池又被改名为“热兰遮城(Zeelandia)”，意为海陆之城。
后来从中原“逃台”的明郑王朝三代，在赶走这群荷兰统治者之后，也在这座城池治理台湾。
郑成功赶走荷兰人，一家三代率领反清势力，经历23年生聚教训，筹划“反攻大陆”的首脑建筑，在经历三百年的历史风霜后严重倾颓，最后被另一个统治者——日本人移平，建成如今三层砖砌高台的洋楼。
在欧洲人入侵台湾以前，16世纪中叶，日本浪人频繁袭扰台湾，但第一个以国家力量入侵的却是荷兰人。1624年荷兰人在南台湾登陆没多久，其海上最大的竞争者西班牙人也在北台湾登陆，形成南北割据的局面。
荷兰人、西班牙人登陆台湾之初，这群欧洲来的冒险家沿着壮丽的海岸线航行，看到的是一个原始而美丽的岛。岛上崇山峻岭，河流清澈，充斥着深邃的密林和山谷。
清光绪至宣统年间绘制的台湾地图(莫崇志绘)
1867年，打狗港哨船头
1928年，台湾报纸上刊登的观光地图，上面标明台湾铁路沿线各大站及城镇位置， 并注记台湾八景与十二名胜。
婆娑之洋、美丽之岛
这座岛上的主要河川有19条，次要河川32条，普通河川达到一百余条，岛上原始森林密布，大树参天，平原缓降处，河流蜿蜒、野鸟翩翩。整座岛上有200座超过3000公尺以上的山岳拔地而起，直入云霄。全世界能像日本、新西兰一样拥有3000公尺以上高山的岛屿并不多，台湾一口气能拥有200座以上，其高山密度为世界第一。
据现代地理学家测量，全岛的山地、丘陵、平原比例是3:4:3，也就是说岛上的山地占全岛面积总合的70%，这是一座地貌景观极为美丽的岛屿。
然而在当时，大山之麓，生番之境，处处充斥着杀机。
破碎的地形分布着许多各自独立、生活形态迥异的原始部落。他们是最早可以追溯到五千年前，至晚一千年前，从南太平洋或是大陆沿海地区陆陆续续移民至此岛的原住民。他们的起源学术界至今仍有争论，然而可以确定的是，五千年的时间，他们的血液已和这片土地以各种方式连接在了一起，这个小岛上的每一片土地都有自认拥有它们的原住民主人。
五千年的历史相当长久，在相同的发展时间内，中华文明主干已经进入到繁文缛节、咬文嚼字的状态。然而独立于海洋上的台湾原始部落社会，几乎从未与强大的文明社会有过集体、深入、广泛的碰撞与交融。虽然古书记载，早在春秋战国到汉代之际，祖国大陆便与台湾岛互有“往还”，但不可否认的是中原农耕社会和台湾深山部落社会的接触，大都是零星、短暂、偶然、破碎、非计划性的介入。
台湾原始部落至17世纪仍未发展出一套能维系彼此、形成强大联盟关系的有效政治系统，建立最初级的原始国家。相反的，他们仍处于刀耕火种、渔猎采集、山田烧垦阶段部落社会形态。其中，有不少原始部落，仍保持着残酷的猎头习俗，特别对于侵入其猎场的外来者。
有历史学者将历代统治者治理台湾原住民分为：一、荷兰人统治时期(计37年)；二、西班牙人统治时期(计16年)；三、明郑统治时期(计23年)；四、清代统治时期(计212年)；五、日本统治时期(计50年)；六、国民党迁台后至今(1945年迄今计67年)。
纵观历代统治政权对台湾进行生产开发，都要面对原住民的反抗。无一例外的是，历代政权对反抗的原住民，都进行过残酷的征伐。
在日本统治之前，除了与汉人接触较频繁、生活习性较接近平地的平埔族部落较为人所知外，其他族裔的原住民因为过于凶悍以及各种原因，使得很少有学者能够进行系统的研究。明末剿寇边将陈第所著《东番记》是中国学者第一次较为全面地描述台湾原住民的古代著作，然而现代学者认为其所述只是平埔族一族。康熙末年首任巡视御史黄叔，跋涉番地后著《台海使槎录》，其中的《番俗六考》也对归顺的平埔族原住民饮食风俗多有记录。黄叔的著作，是更为细致的台湾原住民文化文献，然而它也只限于台南以北的诸罗番以及凤山番等13个平地部落，对于台湾深山大谷中那些凶悍的族裔则未有收录。
清代对台湾原住民的吏治，大抵上是恩威并重，抚剿并济。有时对于未归顺的“生番”部落也进行残酷的讨伐。对原住民的治理，当时的朝中官员和地方知识分子有主张怀柔的，也有主张征服的。像入幕福建省的师爷郁永河就在自己的著作《裨海纪游》中讲述他对治理台湾的计策：“野番居于深山，其地为洪荒以来，斧斤所未曾入之地，茹毛饮血，种类繁多，其身手矫捷，直可惊猿骇兽，剿抚之道，宜先焚山夷其险，烈泽断其归路，则数年后，未必不变荆棘为坦途，化盘瓠焚筏为良民也。”郁永河的意见反映了当时社会精英对原住民的一种态度，他的想法是先以威慑制服原住民，继之再安抚归顺。郁永河这种恩威并重、抚剿并济的治理意见，几乎可以代表历代统治者对原住民治理政策的主要手段。今天看来，当时郁永河等知识分子的世界观，并不具备对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人类持有一种尊重、平权的态度。但，这就是当时知识框架的限制。
事实上，就算历代统治者没有高压政策，大量的移民也将摧毁原住民社会。17世纪末，在康熙收复台湾之后，大量移民涌入台湾。这种情形跟一百年前的16世纪末差异很大。大量的移民移入台湾，挤压原住民的生存空间，原住民必须退缩到更深的山里，或是放弃较好的水源和猎场、聚落地点。显然，这导致他们放弃或改变原来的生活型态。
1713年，台湾府三大县之一的诸罗县县令在上疏闽浙总督的一份折子中写道：“本属淳朴之番俗，自汉民杂迁以来，民风日坏，事故日多，且流亡日集，以有限之疆土，处日多之流民，遂致番地日削，生产日减，番民之生计日艰。益以通事等之削，税课之日增，番民几至无以为生。”
台湾原住民真正意义上被以科学化、系统化进行现代化治理与人类学研究，是在1895年之后的日本统治时代。
《马关条约》签订后，台湾割让给日本之始，日本对原住民采取怀柔政策。这是源于台湾“总督府”民政长官后藤新平所主张的“渐进同化”的殖民统治方针，另一方面，也因日本当局忙于战事，无余力积极从事“番务”。
上世纪20年代末，台湾原住民在日本东京帝国大学参观合影
开发恶毒蛮瘴之地
台湾的山地，成为历代统治者发展台湾经济、提高生产力的资源。在开发利用山地资源过程中，统治者必须要面对山地原住民部落的反抗。日本统治之初，台湾“总督府”延用清末成规，对原住民进行“抚育”、授产、取缔、番地开垦、“制脑”等等工作。当局频繁邀请生番头目(未归顺的原住民部落领袖)做客，赠予食物或是物品讨其欢心，引诱其他番社归顺。在教化方面，日本总督府教育原住民戒杀人、除迷信，教其农耕、日本礼节。在生产开发上，日本人也同样延用清末刘铭传时期所设的“隘勇线”，在山林产业线上设置界线，防范原住***外的攻击，保护林木、樟脑、鹿皮等山中物资向外输出。
隘勇线是防范所谓“番害”而设，“番害”指原住民的攻击行动造成的人员伤亡。今天，从当年日本统计的“番害”数据中可以一窥当年原住民的抗日活动的梗概：1896年日本统治第一年，全台因原住民攻击而伤亡的人数是79人，往后逐年升高到1898年为691人，直至清末每年被原住民攻击的伤亡人数都在一百到六百多人之间。
从原住民的立场来看，不论是樟脑还是鹿皮，生于祖居地上的自然资源都是祖上留下的财产，任何外人强行取走都是劫掠行为。在“外来人”到达之前，原住民以往可以将这些自然资源当成商品与其他部族、或汉人、荷兰人交易，但当统治者更深入开发山地之后，他们甚至都不能对山中资源继续保持拥有权、控制权。
从“番害”统计数字看去，不论日本统治者用任何恩抚之法，随着山地开发更有效率，原住民的反抗情形只是日趋严重。
与之对照的是，在台湾“总督府”强力镇压下，平地原住民的抗争却得到有效的控制。1903年后，当局转移治理重点于山地。日本统治者不仅以大规模讨伐行动威吓原住民，还把隘勇线延长一百数十里，并且利用现代工具，在隘勇线上广布电网，埋设地雷。站在原住民的角度看，谁都很难接受任何人在自家经常活动的区域设置这些致人于死地的危险品。
对原住民来说，山就是其家门口、后院，是工作、起居的场所，他们敬山祭山，山就是原住民的教堂。
日本一步步升高“理番”行动，随后还推展“五年计划理番事业”，大肆征伐原住民部落。据统计，其间花费日元一千六百余万，没收枪枝一万八千余枝。这种强力讨伐行动，引起原住民最激烈的反抗，其结果也反映在番害数字上：数字显示，原住民的反击在1911年最激烈，达到最g.c，番害造成死伤人数高达1297人。也就是在这一年，日本征伐部队第一次挺进到了雾社。此后，“理番”效果立现，“番害”人数逐年快速下降，至1925年只有2人伤亡。
五年讨伐工作之后，1915年，日方的“理番”政策再次改弦更张为抚威并济，全面深化在教育、授产、医疗、交易各方面施政上的教化工作。
就在日本以为“理番”颇有成效时，原始部落正在悄悄地积累它的怒火。这种日本特色的现代化殖民政策，迎来了最原始的反扑。
赛德克
1930年，莫那鲁道48岁，他是马赫坡社的头目。莫那鲁道所属的这支赛德克族，世居南投县仁爱乡雾社。雾社这个地方有四大部族群，其中三群属赛德克族，另一群属于泰雅族。雾社群之下还以部落驻地分为十一个“社”，马赫坡社是其中之一，每个社都有一个头目。整个雾社地区在日本大规模镇压、实行教化之后，其表面上颇有成效：生番归顺，接受文明教育，原住民甚少猎头，成为总督府“模范番”。
中国社会科学院台湾史研究室副研究员李理博士告诉《看历史》：“根据一份1931年日本人的调查报告显示，当时台湾全岛原住民的日语普及率高达43.17%，部分地区高达57%，甚至高于平地汉人的程度，可见番地教化成效之高。”
日本当局教化最具成效的结果，就是培养花冈一郎、花冈二郎两人。两人本是赛德克族中最活泼、最聪明的原住民小孩。花冈一郎原名达基思诺平，1921年在日本教化抚育政策下，进入原本只有日本小孩可以就读的埔里小学与日人小孩一起读书习字。1925年，花冈一郎考入台中师范学校，品学兼优，不仅功课好，还擅长日人的柔道与剑道。一郎毕业后被任命为雾社分室低阶的警员，兼任“番童教育所”老师。
“理番”政策实行非常深入，日本当局为了深入了解原住民文化，还让日本地方警察携妻眷一同赴台，由警员小夫妻共同以怀柔方式教原住民学习日本文化、礼节，还私下鼓励日本警察娶原住民中有地位家庭中的女人为妻，其中不乏头目家庭。雾社地区掌握最高权力的警察分室主任也娶了白狗群马希托巴翁社头目之女。然而，这可不是古代贵族间的外交联姻，它造成了日本人始料未及的毁灭性影响。
对这些日本人来说，他们在台湾只有短暂的时光，随时都有可能回到日本，这些日本警察在日本国内可能已有妻室，因此等于他们在台湾有了海外任务的“福利”。对原住民妇女来说，一旦她们的日本丈夫不要她们，她们马上就成了弃妇。
这种情形时有发生，往往造成悲剧。莫那鲁道的妹妹便嫁给了日本人，而且成了弃妇。贵为头目之妹竟相成了弃妇，看在族人眼里自是愤恨不平。任何一个有尊严的民族，面对同族女人被异族糟踏，都深受刺激。
比较鲜为探究的是，当时原始部落的社会权力结构也发生了巨变。在归顺日人前，原住民族群的权力掌握在头目手上，部落臣服日人之后，地方权力逐渐掌握在日警手中。
对日人打心里的愤恨在族里上上下下暗烧着。
自从日本人要开发山地，便要族人负担起许许多多公共工程。赛德克族重游猎，轻劳役，对原住民来说，放下神圣的狩猎去听异族指挥劳作本身就不是传统，理当不是很开心的一件事。再者，动员他们劳作的日警，每有克扣工资的情形，而且账目不清，种种现象使得雾社原住民暗中积蓄了怒火。他们在搬运木材盖屋时，为了省力，就让木头在地上拖，拥有较高建筑技术的日本统治者见此举会破坏木材使用上的完美，便多方责难。
今天从种种记录中不难想象，那是一种接近奴隶意味的感受。
战士的血在沸腾，情绪在燃烧。
爆炸的导火线往往在意外之中。在马赫坡社一次族人的婚宴中，莫那鲁道的儿子向经过的日本警察吉村等人敬酒，吉村嫌原住民的酒脏，以手杖击打莫那鲁道儿子的手强力拒绝饮酒。遭此羞辱，莫那鲁道的公子忍不住气愤，血气方刚的他给了吉村一顿胖揍。
儿子闯了祸，莫那鲁道深怕自己的地位受到影响，多次跑到驻在所(相当于派出所)请求当局合理的处理。
当局用一种傲慢的态度，没有给莫那鲁道答案。
莫那鲁道生性悍，此时却只能忍受对当局这种让他等后处分的傲慢。
莫那鲁道28岁时，适逢日本当局对山地部落进行讨伐，他的赛德克族雾社群部落曾血战日人的“讨伐”，最终不敌而归顺。莫那鲁道知道日本对未归顺的部落会实行什么样的镇压。
但赛德克族毕竟是骁勇尚武部落，族里的每一个男人都是天生的战士。世居的山地是祖先留下来的财产，自己就是山的主人。对于入侵的外族，祖先无不用生命去抵抗，才挣得赖以生存的猎场。因此，即使对手实力再强，族人也必须竭尽全力，奋死作战，直到弹尽粮绝，死而后已，原住民认为，唯有这样才能祭告祖先。
莫那鲁道手下的壮丁比荷萨波、比荷瓦利斯非常积极鼓动举事。此二人为堂兄弟，比荷瓦利斯的父母兄弟等人，在1911年日本大规模讨伐时，因反抗当局被处死。比荷瓦利斯死里逃生，因而素有为父母兄弟报仇血恨之念。
雾社因为风景奇秀，在当时已是日人旅游的景区。在社内日本当局的开发与建设不可谓不多，有邮局、小学、公学、警察课分室、旅馆、杂货店、疗养所、产业指导所、养蚕指导所，马赫坡等社还有番童教育所，日语普及，生活设施进步，与平地来往密切，为其他山区所不及，可谓开化的首善之区。今天，从摄于当时的雾社老照片中，仍可见到当时整个雾社多是日式木屋建筑，可见日本统治当局曾在当地大兴土木，对建设投入相当的力量。
但这些现代化的东西不能弥补原住民失去的传统。社里其他壮丁多人对日本强制劳役素来不满，纷纷赞成铤而走险。
怒火在部落之间烧开，一场杀戮正在酝酿。
令日本当局万万没料到的是，搬运建筑材料使得赛德克族各社经常要在不同的部落间过夜，这使得他们的情绪串连起来，一发不可收拾。比荷瓦利斯两人多方走动，串连鼓吹各社起义。莫那鲁道的两个儿子同样受到鼓舞，遂对父亲进行游说。
莫那鲁道虽有两次密谋起事的经历，但是这一次对于儿子的请求反抗颇有犹豫。他去过日本，总督府带他去参观日本的现代化建设，他见过日本的军队和社会，比任何人都知道反抗的下场。
社科院台湾史研究室李理博士分析指出：“ 雾社事件以前，安排原住民赴日参观，主要是去练兵场看炮火演习，到炮兵工厂、神社、公园、学校参观，让他们亲眼目睹近代文明。”
日本人在祖居地上歧视赛德克，践踏族人的名誉、尊严，这是赛德克族可以忍耐的吗？ 直至80年后的今天，仍不难想象莫那鲁道当时面对的情形：族人正在受奴役，祖居地被侵占、被蹂躏，族里的女人正在被糟踏，祖传的律法正在被破坏，族人愤慨不已，作为头目，莫那鲁道必须有所决断。
电影《赛德克-巴莱》再现花冈一郎、花冈二郎在宿舍墙上写遗书的场面。
花冈一郎(右)、二郎(左)及他们的遗书原物
花冈二郎、花冈一郎的妻子高山初子(左)和川野花子(右)
花冈一郎
深山的黑夜像密林一样难以穿越，寒气从人的脚底窜到头皮，每一寸肌肤都被冷冽的空气冻得微麻。但是赛德克人，即使在这样天候，个个只穿着自织的单衣，他们的下半身几乎赤裸，以利于在山路间穿行奔跑。1930年10月27日凌晨二时半，顶着秋夜的凉意，行动计划首先是切断雾社地区通讯和联外道路。莫那鲁道派长子达鄂莫那首先发难进攻马赫坡制材地，屠杀吉村等低阶日本巡查。次子巴萨鄂莫那则攻击马赫坡驻在所，砍下值日警察头颅，控制马赫坡。十一社中有六社相继举事，相继攻击各社驻在所。
波阿伦社与斯克社相继攻陷各自的驻在所，杀死大部份日本所员与眷属，并纵火焚烧驻在所。各社族人控制各地后，又在荷哥社会师直奔雾社公学校。
这一天，早上六点，阳光刚露出温馨恬适的面容，郡守以下各官员、家长、学童，二百人上下，都在雾社公学校操场聚齐了。雾社共有日人36户，共157人。但是这一天是雾社日人大型纪念会，重要的理番官员也从外地来到现场，其中包括了地方行政区首脑官员和郡守。雾社山谷这一天像平日一样娟秀美丽，日本人并未注意到附近部落持续一晚的杀戮与骚动。
万事俱备，运动会准备开始。
出乎所有人意料，一名原住民突然冲入运动场入口，手起刀落，将一名日本理番官员的头当场砍下。目睹此景，日人大哗，许多家长惊慌失措，操场骚乱。此时早已埋伏多时较为年轻的一批原住民突然喊声震天，冲入操场，枪声大作，许多日本人饮弹，未死者则被涌入之原住民当场砍杀于操场。
原住民见到日本人，不分男女老少统统大挥山刀砍下其头，格杀勿论。现场一遍混乱，犹如地狱，几个日人躺在死人身边假死躲过杀戮。
以莫那鲁道为首，另一年纪较长编队的原住民队伍则追入日人宿舍和民房寻找漏网之鱼。
他们要将祖先土地上的日本人都杀绝了。
原住民日本警员花冈一郎和花冈二郎当时也在现场，他们与族人的关系微妙。似乎族人没有把举事的计划事先告诉他们俩，但是族人也不杀他们。但目睹屠杀，这两位在开化社会中脱颖而出的原住民，非常清楚族人反抗的缘由，也知道将导致的后果。
事后收拾现场，日本人在一郎的宿舍墙上看到了两人署名的遗书。是谁写的无法确认，但二郎全家与其族人被发现在枫树林上集体自缢。在大枫树不远处，一郎杀死妻子和刚满月的儿子后，在一张运动会节目表上用铅笔写下十足日本味的句子： “花冈，在责任上，越考虑越觉得非如此做不行。在这里的是全部的家人。”
花冈一郎是日本殖民教育体制中过五关斩六将，脱颖而出的原住民，用现在的话说，他就是当时的模范青年。这位赛德克族的孩子选择和族人一道承担共同的命运。
他切腹自杀。
这是被殖民者最深沉的无奈，是人类祖先崇拜传统最苍凉的遭遇：未被同化者舍生悍卫尊严；被同化者既不得不忠于自己的祖灵，又不能背叛养育、栽培自己的统治者。花冈一郎用日本人的方式切腹，像是一束移植错接的樱花树。
《赛德克-巴莱》剧照
雾社事件的首谋莫那鲁道(中)马赫坡的诠释者(右)布卡山社头目那塔帕拉霸(左)
真正的人
赛德克族没有“士可杀不可辱”这句谚语。在他们的部落社会中，争夺猎场失败者的下场，就是失去头颅。
从举事前后的迹象推论，作为举事的部落头目之一，莫那鲁道当时必须面对赛德克族人的群情激愤，而他早就知道这个结局，等到族人一个个都走了之后，他就要自我了断，这是族人共同选择的命运。
躲避飞机、大炮与毒气攻击，日本讨伐部队一直找不到莫那鲁道，他像个幽灵一样在山间神出鬼没。但即便这样，莫那鲁道知道，大势已去。在杀死剩余的家人后，他消失在深山当中。日本人事后搜遍了整座山也找不到他。
整个战斗中，他的次子受重伤痛苦不堪请族友助其死亡，长子与剩余族人饮酒诀别后上吊自缢。莫那鲁道的妻子带着其他儿孙集体自尽。
赛德克族雾社部落与日本当局抗争了两个月，最终反抗运动落幕。
作为雾社事件的惩罚，剩下一半的赛德克族六个反抗部落被日本当局强制迁移到另一处地方，远离他们的祖居地。相比之下，作为奖励，与此赛德克部落宿有世仇的另一赛德克部落在日本讨伐行动中因助讨有功，被分配到“反抗番”的猎场，并且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偷袭了这个饱经磨难的赛德克友族部落，再次杀死二百多人。此部原住民最终只剩老弱妇孺，几近灭绝。
三年后，莫那鲁道的遗体被人发现在深山中，他被日本当局送到台北帝国大学(现台湾大学)土俗人种学研究室，置于玻璃柜中陈列展出。之后，他又被移往医学部解剖学教室解剖，剩下的遗骸再移至考古人类学系充当教学用。1973年，在族人的要求下，莫那鲁道的遗体由台湾大学考古人类学系送回雾社安葬。
“我的祖父辈是当时少数的赛德克幸存者。对于协助日军讨伐我们的道泽社赛德克族，我们早已相逢一笑泯恩仇了。世世代代仇恨下去不是办法。”郭明正说。
2004年，赛德克族被台湾当局从泰雅族区分开来，成为独立的一支族群。 2011年，《赛德克-巴莱》在台湾上映。
在台湾南部的台南，安平古堡门前，游客仍旧如织，当局在其中一建筑内部搭建了历史说明解说图。安平古堡经历三百年的风霜，如今虽然重新挺直了脊背，但却像一个沉默的惊叹号，在台湾原始部落社会被入侵的历史上失语。原住民没有自己的书写文字，因此如今的学者主要用荷兰人、汉人、日本人留下的历史资料，去解读原住民的过去。原住民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连历史话语权也被剥夺。从电影公映至今，仍有许多台湾民众不能正确念出赛德克-巴莱的全称，亦不清楚赛德克是“人”巴莱是“真正的”的意思。
包含历史学者在内，在这些重大历史事件之间，我们很容易忽略场景边缘那些集体自缢在大枫树下，不想成为丈夫后顾之忧的任何一位女性的名字。
我们总是选择历史中同情的对象。
原住民对抗入侵者，是一部争取做有尊严的“真正的人”的沧桑史。若无法理解这一点，恐怕就不会明白《赛德克-巴莱》片中“如果文明是要我们卑躬屈膝，那我就叫你们看见野蛮的骄傲”这种奇怪的逻辑。
而历史恐怕也难以入土为安。
撰文/郭明正(Dakis Pawan)
作者简介：郭明正，赛德克族，族名叫做Dakis Pawan，1954年出生于南投县仁爱乡互助村清流(川中岛)部落，为参与“雾社事件”的马赫坡社后裔。毕业于台湾师范大学工业教育系，曾任埔里高工机械科专任教师，亦曾参与多项赛德克族德固达雅语的翻译、出版品编纂与顾问工作，目前继续从事赛德克族历史文化的研究工作。
郭正明在清流余生纪念馆前，给族人和游客讲解“雾社事件”
电影《赛德克-巴莱》的片名是出自赛德克语“seeddiq bale”的译音词句。seediq有两种词性，当做普通名词时有“人、别人、众人、人类”之意，作为专有名词时则属本族的自称用语──赛德克；bale是“真的、真正的”，因此“seeddiqbale”直译时为“真正的人”。实则seeddiqbale(真正的人)常用于称赞、敬佩有作为的人，凡对族群、社会、国家有卓著贡献者且受到大家的肯定都称做“真正的人”。
2009年底，魏德圣导演筹拍近十年的《赛德克-巴莱》终于开镜。由于该片的对白主要是以本赛德克语(以下简称本族语)来发声，且本族语几占整片的九成左右(包括插曲、旁白等)，这也是导演与剧组人员为忠于历史现场所做的决定。
因此，开拍以来我就亦步亦趋地跟在拍片现场“倾听”该片赛德克语的对白，因我受邀担任本片赛德克语的指导员及历史、文化顾问。开拍三天后，我就下定决心要撰写一本《随拍札记》，除分享我随拍的心得与感触以外，很重要的是要告诉我部落的族人──“在电影《赛德克-巴莱》所演绎的剧情中，有哪些桥段是与我清流部落遗老的‘口述历史’有相违背之处。”因在拍摄现场我看到了与我所认知的“雾社事件”不同的情节，意识到影像的力量不容小觑。值得庆幸的是，在导演及剧组同仁的鼓励与支持下，本拙著“《***-巴莱》──赛德克-巴莱的历史***与随拍札记”，于2011年10月间顺利完稿付梓，并由台北“远流出版社”出版(繁体中文)。
赛德克族人画像
赛德克族
赛德克族是由德固达雅(SeediqTgdaya)、都达(SediqToda)、德路固(SeejiqTruku)等三语群的族人所组成，主要分布在台湾中部、东部及宜兰山区，包括祖居地南投县仁爱乡，移居地花莲县秀林乡、卓溪乡、万荣乡以及宜兰县大同乡与南澳乡等。台湾光复至今，赛德克族与台湾境内的各族群，包括本省籍、大陆籍或台湾其它原住民族群通婚频繁，其子女于户籍族别栏中，注记为原住民籍者亦不在少数；另因就业之便逐次迁居城镇、都会区者渐增，目前赛德克族的人口约略估计为一万到一万两千人。只因初获正名，注记族别名称之户政作业尚在持续进行中，故较确切的人口数以相关单位所公布者为准。
赛德克族少女
男女平等的平权社会
赛德克族的传统部落是以Gaya/Waya为主、部落意识为辅所建构的传统农猎社会。Gaya/Waya是赛德克族的律法、是赛德克族的社会规范，该律法与规范是历代祖先口耳相传的生活智慧，故亦称之为祖训，部落意识则建立在Gaya/Waya的基础上。
赛德克族的部落各有其部落领导人，即俗称的头目。除部落领导人以外，部落长老、各传统祭仪的主祭司、巫医及文面师等各有其一定的社会地位，因赛德克族的部落领导人并非世袭制，部落长老常是部落领导人的举荐者。其次是狩猎团及猎首团的解梦者、善猎的男子以及工于织布的女子等亦颇受族人们的敬重，在过去的年代里，他/她们相当于现代所谓的上流社会群。
赛德克族语“alang”──有部落、区域及邦国之意。因此，赛德克族的部落并不一定是指单一的部落群体，而常常是由二个以上的子部落所形成。例如沿溪流两旁的丘陵腹地或沿山棱两边的缓坡地，绵延1~3公里可能散布着数个部落；通常会以该地区最早开发之地名为区域名称，但不一定是部落名称；或以主部落名作为该地区的名称，此时的部落名也代表着地区名称。
强烈的“部落意识”是赛德克族传统部落生活的核心，部落型态的组成基础及部落族人的互动模式，都由部落意识的凝聚而形成。传统部落的初始型态是建立在人与人的紧密关系之中，人与人的依存关系逐形成部落的集体意识，这样的集体意识发展为强烈的部落意识。
赛德克族虽属父系社会，但很多现象却透露着赛德克族男女平等的平权社会，例如赛德克族人的传统名字，在子女与父母连名的族规(Gaya/Waya)中，可“子父连名或子母连名”，亦可“女父连名或女母连名”。又若家中无男嗣则可招赘为婿。赛德克族的家庭结构看似男性作主，但在为新生子女命名时或在子女论婚嫁的场合，女性长者的意向往往凌驾于男性长者之上。
汉族“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家庭型态，并不完全适用于赛德克族的传统家庭状况，因在赛德克族的家庭乃至社会的互动模式中，除较粗重的工作及纯男性(如狩猎)性质的庶务以外，几乎已很难再细分一定属男性或属女性的生计工作。在婚姻制度上，赛德克族是坚持一夫一妻制的族律，在族人恪守族律之下，赛德克族的社会几乎杜绝了同居、婚外情、未婚生子等违犯祖训的男女异常关系。尤其有血缘关系的男女，至少要经过五、六代之后始可论及婚嫁，这与汉族“亲上加亲”的表兄妹联姻观是完全不同的。
文面：至高荣耀
赛德克族人坚信“人身虽死，但灵魂不灭，不但不灭，‘他们’还要回到祖灵们永久共同居住的地方去。”这是赛德克族代代口耳相传的古训、祖训，也是赛德克族的“宗教观”与“生命观”，有人称之为“祖灵信仰”。
赛德克语“Utux”，今汉译为“祖灵”，其实Utux是泛指一切超乎自然的力量，所以Utux是神也是鬼、是灵魂也是鬼魂；有人就以此观点将赛德克族的传统信仰视为“泛灵信仰”是值得商榷的。因此，当外来宗教尚未传入赛德克族的部落之前，Utux是他们唯一的宗教对象，他们既不拜天叩地，也不祭祀日月星辰、风雷雨电、山川溪流等自然界的任何事物或现象。
不过，尽管Utux是赛德克族唯一的宗教对象，但并未形成因Utux的信仰而产生任何宗教派别、固定的祭拜仪式以及固定的祭拜场所。
在赛德克族的传统文化中，最具强烈族群特质的就是“文面文化”，赛德克族人深信唯拥有文面者，往生后灵魂才能回到祖灵(Utux Rudan)的身边。换句话说，男子若要回到祖灵身边就必须要文面，要文面则一定要成功猎首而归。猎首成功者手掌必留有血痕(呈血红色)，手掌的血痕是辞世后灵魂要回到祖灵身边无可取代的烙印。女子也有相同的意涵，善于织布而取得文面资格的女子，其手掌上会因勤于织布而留有血痕，这手掌上的血色是永不褪色的，但在阳世间时“人眼”是无法辨识的。唯手掌上拥有血痕者，在他/她们离开人世后，始能通过“祖灵桥”头守护神的检视，她/他们的灵魂才能够安然行过祖灵桥回到祖灵的国度。这是赛德克族的祖训，也是赛德克族人终生恪遵不逾的族律(Gaya)。
文面是赛德克族人成年与族群的标记，男子表示已具捍卫社稷的能力，女子已具有持家及维护家庭生计及冷暖的织布技能，没有文面的族人，将难立足于赛德克族的社会。文面是赛德克族人在世时的荣耀、是赛德克族人的成年礼，更是赛德克族人自我认同的族群标记。
赛德克族人日常生活的场景
消失的祭仪
赛德克族主要的传统祭仪有播种祭、收获祭、祈雨祭、狩猎祭、捕鱼祭及猎首祭等，任何祭仪的意象无不祈望族命得以绵延、族运得以顺遂发展，其诉求的对象即崇信的Utux，各祭祀团体各自独立各司其职，祭祀团体的主祭司皆颇受族人的敬重，其社会地位不亚于部落领导人(俗称头目)。
常言道：“民以食为天”，这是自古人类求生存的自然法则，因此播种祭与收获祭可说是赛德克族的重点祭仪，两祭仪的主祭司都采世袭制，传男不传女、承继者的顺位依家中男子之排序而定。
赛德克族的主要作物中，播种祭与收获祭的祭祀活动仅及于小米(macu)及黍米(baso)，其它作物不需通过播种或收获的祭祀仪式，两祭仪同属赛德克族农猎时代的重大祭典，是同一区域内赛德克全体族人都要参与的祭祀活动。因居住区域的不同，赛德克族三语群的族人是各自举行区域内的祭祀活动。
但以上所列之传统祭仪，随着时空背景的转换、生活方式的改变以及遭受外来文化的冲击之下，如今已不复存在。我以为，人类的文化会随着所处环境背景的不同而转移默化，如何掌握文化固有的本质是我们的责任，如何赋予文化以新的时代意义是我们必须面对的课题。
赛德克族大事件
赛德克族大事件
1895:
4月17日中日甲午战争清廷战败，签订《马关条约》割让台湾。
8月25日桦山资纪发表“欲拓殖台湾，必先驯服‘生番’”的谈话。
1897:
1月“深崛大尉事件”──探察台湾横贯铁路中部路线的深崛陆军大尉一行14人在德路固(Truku，今仁爱乡合作村静观部落)附近被杀；日人对雾社地区展开全面封锁行动。
1902:
4月 “人止关事件”──埔里守备队与雾社群(Seaediq Tgdaya)在人止关附近发生战斗，中村中尉以下18人轻重伤。
1903：
10月5日 “姊妹原事件”──雾社群被日军封锁多年，在急需补充物资的情况下，日人趁唆使布农族干卓万社(今仁爱乡万丰村)假借物资交换之名，诱骗雾社群至两族交界之地进行交易。布农族人将他们灌醉之后，趁夜展开攻击行动。雾社群赴约交易的百余名壮丁中，仅有五六人死里逃生返回部落，造成雾社群惨重的伤亡。
1910：
开始实施“五年理番计划”。马赫坡驻在所巡察部长近藤仪三郎，娶头目莫那鲁道(Mona Rudo)之妹蒂娃丝鲁道(Tiwas Rudo)为妻。12月 “雾社方面讨伐行动”。
1911：
1911年1月9日 “雾社方面讨伐第二次行动”。2月 “撤废南投厅内各社之头骨架行动”。7月 “雾社一带原住民企图反抗”。8月15~9月23日 因上述发生于7月的企图反抗事件，日方“招待”雾社地区各群头目至日本“观光”一个月。
1913：
9月“南投厅全面禁止刺青”。
1914：
2月 实施“断发”、禁止“凿齿”。
1916：
12月 近藤仪三郎在花莲港厅任内失踪，蒂娃丝鲁道(Tiwas Rudo)独自返回故乡。
1920：
9月18日
“纱拉茂抗日事件”。起因是泰雅族纱拉茂(Salamaw)群的族人，袭击当地合流分遣所与扪冈驻在所的日警及眷属。
9月20日
“讨伐”行动开始，除了日警之外，雾社、都达、德路固、白狗、马烈巴、万大等群亦被煽动参加。
10月16日 日人出动雾社群斯固社、荷戈社、波阿仑等社400人包围纱拉茂群，激战后双方互有死伤。
10月30日 日人出动雾社群马赫坡社、荷戈社、波阿仑等社150人进行搜索，发生战斗后双方互有死伤。
11月10日 部分纱拉茂族人交出枪械，停止反抗。
11月18日 雾社群出动125人，砍得25颗人头后凯旋返回雾社。
1924：
3月1日 泰雅族眉原群(Baala)各社及南阿冷社被集体迁居至今日的部落所在地(新生村眉原部落)。
1925：
2月23日 花冈一郎通过台中师范学校入学考试，成为雾社地区第一个原住民师范生。
1929：
10月27日 花冈一郎与川野花子结婚，花冈二郎与高山初子(高彩云女士，原名ObingTado，荷歌社头目塔道-诺干/TadoNokan之女)结婚。
1930：
4月5日 花冈一郎担任马赫坡驻在所勤务，并任教于番童教育所。
8月8日 花冈一郎转任至波阿仑(Boarung)驻在所值勤。
10月27日 爆发“雾社事件”。
11月5日
“一文字高地”战役──此役日人受到教训，开始以部落间传统仇恨煽动，并以提供赏金和枪枝弹药为条件，威胁利诱附近各部落协助日军的行动。
11月10日 都达群总头目铁木-瓦力斯(Teymu Walis)在立鹰牧场附近的哈奔(Habun)溪中伏，被起事之原住民击杀。
1931：
4月25日 “第二次雾社事件”。
5月6日 “雾社事件”生还者112户、298人被强迫移居川中岛(今互助村清流部落)。
影片中赛德克人反抗日本殖民者
纱拉茂抗日事件
发生于1920年9月间的纱拉茂抗日事件，并非如外传所说的──莫那鲁道趁纱拉茂地区的泰雅族部落壮士入山狩猎之际，率领本族勇士屠杀其妇孺。事实上，爆发“纱拉茂抗日事件”时，日警以其惯用的“以番制番、以夷制夷”之卑劣手段，唆使、煽动本德固达雅(雾社)群、都达、德路固、马斯多邦、马烈巴、万大等所有雾社地区(今南投县仁爱乡)泛泰雅族群的部落族人参与“讨伐”行动。自9月20日至来年(1921年)的10月间，轮番袭击“纱拉茂”地区部落的泰雅族人有15梯次之多。依当时的交通状况，雾社到梨山地区仅能翻山越岭徒步前往，且要通过属泰雅族领域的马斯多邦(今仁爱乡瑞发祥村)、马烈巴(今仁爱乡力行村)，若不经日警的从中布局，其他族群是无法通过该地区的。因此，莫那鲁道绝对不可能率领本族勇士，恣意进出梨山纱拉茂地区妄杀其部落妇孺，更何况本族与纱拉茂地区的泰雅族几乎不曾往来；“纱拉茂抗日事件”之前，两族之间也不曾留下有争战的口传轶事。
土布亚湾之役
“雾社事件”爆发后，在日本人的唆使利诱下，都达群的族人开始协助日方进入山林搜索、猎杀赛德克族的起义战士。1930年11月10日，都达群总头目铁木-瓦力斯(Teymu Walis)率领56名族人，发现并尾随赛德克族12名战士，准备予以猎杀，于是双方在雾社东北方哈奔(Habun)溪上游的土布亚湾(Tbyawan)溪谷发生战斗。对战之际，铁木-瓦力斯阵亡。可以说，这是日本人“以番制番”之毒计所酿成的“兄弟对战”的战祸，而赛德克族战士完全是出于自卫。
1930年11月，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在雾社事件发生的次月，发表告民众书，其中提及雾社事件代表的是反抗帝国主义。
第二次雾社事件
日本文献资料上所谓的“第二次雾社事件”(亦称“集中营屠杀事件”)，事实上还是日人“以夷制夷”狠毒阴谋的再得逞。略述如下：
赛德克族起义战士经与日军警对战近50日，既遭受不人道的化武攻击之后，原计约1300人的起义六部落族人，余生者516人(日方诱降或逮捕者)分别被监禁于两处集中营，一处设于Drodux部落(今仁爱乡仁爱国中现址)，另一处设于Sipo Suku部落(今仁爱乡春阳村境内台湾大学实验林)，而美其名为“保护番”收容所。不幸的是，余生者陷落日警两手策略的操弄——他们右手安抚监禁于两处集中营的幸存者，左手却怂恿利诱都达族人袭击两处集中营。1931年4月25日约凌晨4点左右，都达族人兵分两路同时夜袭已解除武装的两处集中营的族人，两处集中营顿时成为人间炼狱。于“集中营”内遭到袭击的起义六部落幸存者，因无力(已解除武装)反击而在昏暗的夜里四散逃窜，大都避难至其他部落(含都达群)的亲戚家，但日方又将逃散的余生者由各部落押回，再次“收容”于今仁爱农会附近临时搭盖的帐篷内。
所幸都达群与本德固达雅群，虽因族群猎区之争时有龃龉，但两群之间的通婚、往来从不间断，所以袭击两处“集中营”之际，他们有枪(刀)下留人是清流事件遗老们的感受。清流遗老温克成(Tado Walis)、傅阿有(Tiwas Pawan)及蔡茂琳(Pawan Nawi)等就表示：“Nasi ini lhaling ka seediq Toda ciida ge naka ta wada mthedu，kiya ta naq mtrai ma, seediq Todaka alang ta Boarung hii duri。汉译：若都达人当时真要赶尽杀绝的话，我们两处集中营的族人有可能全部遭害，还好我们双方一向有通婚之谊，而且我们的Boarung部落也是由Toda人所建立的。”事后，日方却对外声称为“本族群内部的冲突”，自恃可一手遮天以掩天下人之耳目，称“第二次雾社事件”；起义六部落的余生者经日方“保护”收容之措施后，由516人锐减至不足300人。
“集中营屠杀事件”一夕之间震撼整个雾社地区，即刻引起同属德固达雅群的巴兰(Paran)及多岸(Tongan)部落族人之悲愤与骚动。若非当时日方在埔里及雾社地区驻扎有一定优势的兵力，以及巴兰和多岸两部落头目的忍辱负重，力劝族人相忍为族群的未来着想，否则我德固达雅群有可能会因而付出族群存亡的代价。
40年代的川中岛社(今称清流部落)，图左下角的就是当时的“蕃童教育所”，图中助以围墙的是当时的“驻在所”(包含办公住所、警察宿舍、医疗所及其他建筑)。“驻在所”右上方罗列着部落人的住屋。
眉原部落族人之再造之恩
当幸存者们再次被“收容”于今仁爱农会附近临时搭盖的帐篷内时，期间有今眉原部落(alang Mbgala)的头目尤给夫-那威(Yukih Nawi)、帖木-西雅兹(Temu Siyac)及一位副头目来到该“收容所”探望幸存者。事实上，他们来到雾社最主要的任务是，说服起义六部落的幸存族人迁住川中岛”，以顺利达成日方之所托。以下是清流部落族老的说法：
迫迁川中岛之前，眉原部落有三位头目来到雾社探望我们，他们可能是日本人派来游说我们迁往这里(清流)的。当幸存的族人听说“desun ta na theruy quri hunac。汉译：日本人要将我们迁离雾社地区”时，没有一位族人愿意搬离祖居地而他迁。以前的年代，部落之间的事务都由双方头目处理，远从眉原来的三位部落头目，我们当然要给予尊重，族人们推派以巴卡哈-布果禾(Bagah Pukuh，嘟洛度呼部落头目)及莫那-西内(Mona Sine，马赫坡部落副头目)为首的部落代表与其协商迁住事宜。眉原来的三位头目大概逗留了两个晚上才离开。据说，巴兰(Paran)部落的大头目瓦力斯-布尼(WalisBuni)及其他本群的部落头目也为这次的协商结果背书，至此我们要被迁离故土的传言似乎已成事实。果然没过几天(笔者按：1931年5月6日)，我们幸存的族人分两梯次迫迁至川中岛。
在这一过程中，幸存者除携带着简单的衣物外几乎是空手来到这里(清流部落)，即使是族中男子从不离身的猎刀也没人佩戴(被没收)，男子后来所拥有的猎刀都是后来才添购的，女子用的织布工具也都是慢慢稳定下来后才重新制作添置。幸存者们初迁至川中岛时可谓一无所有，于是眉原部落的族人伸出了“同胞大爱”，供给物资为他们解决吃的问题，拨出人力协助我们建房筑屋。幸存者们起初的耕作用具、作物种子、种苗也都是他们提供的，举凡食、衣、住等日常生活所需都尽其最大的能力来帮助幸存者。期间更以一户对一户或两户类似“认养”的方式，辅助他们在艰困中自立更生。
幸存者们之所以能在这块土地上“浴火重生”，除了他们坚忍不屈的精神外，眉原部落族人的“人间大爱”，是身为清流子孙者一刻不可或忘的“再造恩情”。当然，自起义失败被逮捕、禁于集中营以致流放川中岛，尚且能提振当时灰心丧志、绝望求死之人心，除眉原部落族人的适时援助外，不能忽略了巴卡哈-布果禾(Bagah Pukuh)头目有形与无形的影响力。
台湾部分原住民族分布图
台湾原住民族，是指汉人移居台湾前最早抵达台湾定居的族群、原住民。尽管台湾各原住民族拥有各自的起源传说，但根据近年来相关专家在语言学、考古学和文化人类学上的研究推断：在17世纪汉人移民台湾之前，台湾原住民族在台湾的活动已有大约8,000年之久。
台湾原住民族原先广泛分布在台湾山区(尤其是台湾中部)，并且沿着冲积平原聚集成一个个的部落，而大部分当代原住民族则是居住在山区和城市当中。
现今对于台湾原住民族族群的认可，主要是由台湾当局的“原住民族委员会”制定认可规范并且执行。截至2008年，“原民会”共认可14个族群。将来可能会被认可的原住民族群还包括： 巴赛族、洪雅族、凯达格兰族、雷朗族、马卡道族、巴布拉族、巴则海族、道卡斯族或拉阿噜哇族、卡那卡那富族等。
台湾原住民族目前面临着经济上和社会上的障碍，包括高失业率和教育上的差距。在1980年代早期，许多原住民族群开始主动争取高度的政治自决和经济发展。而民族尊严的复兴经由原住民族表现在不同方面，包含成功并入原住民族文化元素的商业性流行音乐。原住民族部落正在努力进行发扬传统文化的仪式和传统语言，并致力发展观光业，以达到原住民族的经济自我维持。
《漫画-巴莱》作者邱若龙
文/邱若龙(漫画家)
人们如能认识并尊重不同的民族文化，相信可以大大降低甚至避免一些冲突。希望“雾社事件”与莫那鲁道的事迹也可以感动大家，进而更深刻地认识台湾原住民族——赛德克族的历史与文化。
发生于1930年代的台湾原住民族抗暴“雾社事件”(日本人或写成“雾社事变”；大陆则称为“雾社起义”)，对世人来说似有若无的存在，连在台湾生活的人其实也不是很清楚。不过在2011年，因《海角七号》走红的魏德圣导演耗资七亿台币将这个“历史”以“赛德克-巴莱(Sediq bale)”之名拍成电影，在台湾掀起一阵“雾社事件”热，也让许多人重新认识了这场台湾历史中最悲壮的抗暴事件。赛德克族(Sediq)人也成了人人称赞的勇士民族。而我个人则在偶然的因缘下了解了雾社事件并被莫那鲁道及其事迹感动而参与有关雾社事件史实的发掘与追寻。二十多年来以漫画、插画绘本、纪录片与动画片等媒材来表达雾社事件及台湾原住民族的故事。这次“赛德克-巴莱(Sediq bale)”电影也是缘于16年前魏导因看了我所画的雾社事件漫画书而决定将其改拍成电影，故我大概可以来谈谈由“雾社事件”漫画书到“赛德克-巴莱(Sediq bale)”电影，及看待历史的角度与方法。
庐山温泉之旅
台湾中部温泉名胜，因蒋介石发现其地形与江西庐山相似而改名，其实这个游客泡汤与煮蛋之地原名为“马赫坡”，正是雾社事件领导者莫那鲁道的故社。1980年代台湾政治“解严”前偶尔在报章上，官方以纪念“雾社抗日事件”为名的相关报导，每年至少会出现一次，让台湾民众对于“雾社事件”这个名词并不陌生，但倒底是什么也没有什么人有兴趣，我也是一样。直到一次，无目的的摩托车之旅来到这个旧称“马赫坡”之地，认识了好客热情的赛德克族朋友(当时泛称泰雅族)，赛德克人(Sediq)朴直善良的性格让我感到一见如故，有了兄弟般的情感，但脑中浮现出不太清楚的“雾社事件”死伤严重的战争画面，怎也无法与眼前的赛德克人(Sediq)联系在一块。因而探讨“雾社事件”成了我心中解谜的课题。幸而朋友弟弟的太太的姑妈(原住民对亲属关系的讲法)就是“雾社事件”幸存者之一——花冈二郎之妻初子女士，其原名欧敏-达道(Obin.Tadaw)的高彩云女士(在那个年代原住民都有三个名字，光由名字便可道尽其命运)。认识高老太太让当时的我惊觉不已，原来这段“历史”离我不远，没想到仅仅几十年前而已，赛德克人与日本人竟在此大战。
可歌可泣的故事就在老人娓娓道来话语之中，一幕幕地呈现在我的脑海里，刚从美术学校毕业不久的我，大感震撼！心想，如果有什么可写或可画的题材，就是“雾社事件”了。从此，开展我连续5年边问边画“雾社事件历史漫画”的岁月。
《漫画-巴莱》节选
文献史料，欠缺族人观点
投入“雾社事件”历史搜寻后，我同大多数人一样，从文献着手，但看过一些资料后发现，官方档案来源只有一个：日本政府及日本媒体报导，只是将立场互换罢了。虽然大致上也得到了“雾社事件”的来龙去脉，日本人眼中视为凶神恶煞者转为英雄豪杰，帮助日本人的成了“汉***”走狗。虽说从大环境角度来看是如此，但较长时间与赛德克人相处发现，赛德克人相较于官方大力赞扬雾社的抗日精神，本族人似乎并不热衷，处于被动状态；且部落观点并不一致。由此，我了解到光从文献资料是难以窥得全貌，相较于日方说法，原住民因传统上无文字，使得学者们只能从史料来了解，并且在戒严时期部落也少有看法，就这样“雾社事件”仍被官方所歌颂，而族人则是形式上配合而已。
许多故事就在少数老人心中
在部落田野调查中发现，赛德克老人并不称“雾社事件”，那是日本人的讲法，老人称之为“从前发生在巴兰部落(alang paran：赛德克人称雾社的说法)的事”，原来赛德克人认为那是属于不祥之事，不知为何政府要每年“庆祝”呢？缺少本民族看法的“雾社事件”不至于不对，但又总觉得少了什么？文字历史的搜寻遇到了瓶颈，民族学或文化人类学的方法，也许能补足这个发生于古老民族身上的历史。
于是展开探访余生者居住的清流部落(alang qluban)逃过死劫的遗老们，或者从当年与日本人合作的部落者的观点。走访赛德克各个部落，做口述历史的记录工作。我才知道，原住民内部对民族分类上与政府之认定有极大的落差，甚至从服饰、文面与配刀等物质文化都有其不同的分野，这对于以图像表现这段历史的我来说，可是重大的“重新”认识。最后，甚至于从其古老的信仰角度来发现过去少被提起的因素。
过去曾有日本人形容“雾社事件”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件。那是因为他们没有真正地去认识赛德克族的文化，只用自己的价值观强加于他们的身上。自然不能明白赛德克何以用那么大的代价反抗他们？我以漫画表现的“雾社事件”及拍摄的纪录片(《Gaya：1930年的雾社事件与赛德克族：以16厘米拍摄，片长100分钟左右，由三个轴线串连，包括现代赛德克生活剪影、各群族老口述gaya及其神话，以及雾社事件当事人亲身经历的口述。》)的目的，就是想让非赛德克族人也能从认识赛德克族文化角度来理解赛德克族人的“雾社事件”。电影《赛德克-巴莱(Sediq bale)》也是朝这个方向来拍摄的。日本人视为“凶番”的莫那鲁道及所有牺牲的赛德克人成了所谓的“抗日英雄”与“烈士”，年轻的赛德克人也认同了。但传统上的赛德克文化却无“烈士”的概念，这些“凶死”的族人，被老人所惧怕，再者，如果从成败来论，“雾社事件”的反抗是失败的，视死如归是动人的，“雾社事件”中大多数的人是自杀，更多妇女在事件发生没多久就上吊了。为尊严而战，讲得通，但在赛德克文化脉络里，又是什么呢？这就要从“赛德克-巴莱”讲起了。
赛德克人日常装束
“赛德克-巴莱”，“真正的人”
“赛德克-巴莱”在赛德克语是“真正的人”。“赛德克”，人也；“巴莱”，真正的。住在台湾中部高山区的赛德克人过去被日本民族学及官方划归为泰雅族(文化、体质相近，但语言不同)，沿用至2008年，是以狩猎及山田烧垦维生的民族，采男女分工、无阶级的社会组织，以小部落及部落联盟组成“支群”的政治组织。从发源地“都鲁湾(Truwan)”起，发展成3个语群——雾社群(Tgdaya)、道泽群(Toda)及德鲁固群(Truku)，各群又分为若干小社。严格讲，平地人(有人习惯用“汉人”)所称的“头目”，并不存在于赛德克社会，族人称之“alang qbsuran”(部落兄长)，是主持传统社会公道的见证者，并不是裁判者。赛德克人传统上认为人是没有能力裁判是非的，只有交给看不到的“utux”(鬼神/祖灵)才有资格，也就是“神判”。平权社会的“alang qbsuran”有义务而无权力，他只是个公正人。有争议的双方，个别“出草(猎首)”或一方“出草”，有无猎获头颅是祖灵的判决。赛德克人称猎首为“mgaya”，也就是“执行祖训”。
因此，执行祖训不是随便的事，是何等神圣的行为，是赛德克社会稳定的力量。猎头不是万无一失的，心术不正的人或理亏的人，“utux”不但不会福佑他猎到首级，还有可能会被敌人所猎呢！所以赛德克人是用生命在为自己的清白证明。透过“出草”“猎首”等仪式取得社会平衡，是自古赛德克社会生存的法则。其规范赛德克族语称之为“gaya”，凡是人，“赛德克(sediq)”都要遵守“gaya”。
“gaya”一词，中文很难找到可以直接对应的名词，举例说：如果一个人没有规矩、无礼、作坏事，这个人就是没有gaya的人，赛德克语称之为“ukagaya”(没规矩的人)。简单地说，就是赛德克人所遵循的祖训、法律、习惯，亦是该族的世界观和价值观。它告诉赛德克人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人从哪里来？人死后又会到那里去？什样的人才是好人，什么又是歹人，犹如宗教信仰般，深深印入赛德克人的脑海里，它既是思想的，也存在于现实中；它也左右赛德克人的一切行为，从出生到死亡。因而做到不偷不盗、人人平等、分享资源的社会。赛德克人相信：“人是由pusu qhuni(巨石巨木：赛德克族起源地传说)所生。德鲁固群庐山部落(alang Truku)的Away-Pijeh耆老吟唱道出： 我自幽暗的谷地， 诞生在此时。我们的祖先！ 我们的祖先啊！ 以前呀， 我们往何处去？ 我们往何处去啊？或为人类爬上树枝树梢，我们从此树身诞生，我们从此诞生成为人类……一个民族有一个明确的来源，而又在离家不远处的高山云雾间…是幸福的。死后将走过Hakaw utux(彩虹桥/祖灵桥)，走向祖先所住的世界。”而人在世时，必先通过考验才能成为真正的人。
女孩要能织布；男孩则是能杀敌猎首，才有资格在额头与脸颊上文上印记，有文面才有结婚的资格，也是死后与祖灵相认的标记。文面是每个赛德克人所追求的目标，有文面的人才能结婚，更重要的是有文面的人当他过世后，才有资格走过Hakaw utux进入灵界，与祖先见面，这样才是赛德克巴莱(真正的人)的一生。
这样的文化信仰以现代观点来看，固然被视为“迷信”，但要了解过去的赛德克人，却不可缺漏对该民族信仰本质“世界观”的认识。 “gaya”世界的赛德克人在日本统治时期，被严格禁止，对主流社会来说，严禁文面、猎首是安定的，但对赛德克人来说，却是阻碍了与其祖先之间的连系，影响巨大，如果日本政府以平等对待，使其风俗渐进式转换，或许不致到这样的境地。
80年代，邱若龙与“雾社事件”遗老花冈二郎之妻初子女士合影
“国家式”的和平虽然带来安稳的生活，但赛德克的心灵却失去了依归。众所皆知的“雾社事件”“世俗上的压迫”之下，赛德克人对于活着不再有希望与意义，而“回归祖灵世界”成为其重大动机之一！“雾社事件”发生的原因除了反抗暴政之外，族人捍卫信仰层面也是存在的。Away-Pijeh是事件现场身历其境的老人家，我们也撷取她在《Gaya》纪录片中吟唱的经历与感受：他们开战了！他们开战了！战斗哦！战斗唷！你是真Mona-Rudaw呀！你是真Mona-Rudaw呀！孩子要穿越痛苦的幽谷啊！孩子要穿越沉重的杀戮战场唷！他们分散又分散呀！ 在山的顶端 在顶端唷！令人怜惜的年轻斗士们可惜的年轻斗士们 tanah tunux(日本人)唷！tanah tunux(日本人)唷！分散又分散，凝聚一堆的尸骨呀！你们将之杀戮！杀戮！ “在我幼小的心灵，我曾经看到此一悲惨呀，当时只是个15岁的小孩子…”真是可怜啊！请指引我们回去的路 我的族人…唷！迎接新生命的感觉 我真正的父亲呀！非常欣喜唷！“这是雾社事件混战中我所见所感的想法，我年纪虽小，但我很勇敢，见到日本人的血溅满自己的身体，也不怕…这是以前的事了，在这里向你们诉说……”
赛德克人像风一般的意志，强烈的感情与坚实的信仰，就像石头一样。曾经在雾社地区炸了开来！如今赛德克人安静地生活在21世纪，这些后代们都因其祖先的事迹而骄傲。田野调查过程里，发现有些赛德克人在战斗过程中匆匆跑进山林文面，而后无悔地上吊自杀，让我们不得不深信赛德克人从心灵上相信可与祖先在Hakaw utux彼端见面了。如此，他们的生命也许看来缩短了，但却是完整的。
“雾社事件”的历史研究，前人的成果丰硕，但我和魏德圣希望能加入赛德克族古老信仰角度，补足长期以来文献所没有提到的观点。2008年赛德克族终于经多年争取正名(泰雅族正名为赛德克族)运动，正式成为台湾原住民族第14族。《赛德克-巴莱(Sediqbale)》电影上映，也让赛德克族成为原住民族最具知名度的民族。台湾的观众与读者也认识到不同文化内涵的价值。人们如能认识并尊重不同的民族文化，相信可以大大降低甚至避免一些冲突。希望“雾社事件”与莫那鲁道的事迹也可以感动大家，进而更深刻地认识台湾原住民族——赛德克族的历史与文化。
文/林易融
1895年台湾割予日本，赛德克人遭遇挟统治之力的日本人；还来不及全面理解日本文化，1945年国民政府来了，赛德克人又要瞬时渗入汉人文化；当赛德克人还在试图融入主流社会，本土化浪潮袭来了，告诉他们“你是赛德克人，不是泰雅人”。从日化、汉化、再到去泰雅之名，一百多年的光景，赛德克人不断遭遇着文化“更替”带来的不适应。
《赛德克-巴莱》重现日本人进入雾社大街情景。
遭遇日本
“樱都”雾社(赛德克人祖居地)的二月，正是樱花乍开的季节，从埔里到雾社的迂回山路上，尽是蔓延的原生樱花树，花色灿烂。回看伊能嘉矩、鸟居龙藏、森丑之助等日本学者的研究手记，在一百一十年以前，他们竟未尝见过雾社春天伊始的樱花盛开，第一次踏入雾社时，他们承担着更沉重的任务。
日本殖民政府从大英帝国殖民政策的分析中，深知人类学研究对殖民政策制定的重要性，参照18世纪英国人的殖民手段，日本人对殖民的朝鲜及台湾展开人类学调查研究工程。1896年夏天，台湾割让予日本的翌年，日本人类学学者衔日本殖民政府之命，携带大小研究工具，背载笨重的玻璃底片，身着背心、腿缠绑腿、脚踩矿靴，多以徒步方式深入台湾山区，开始台湾本岛的田野调查。进行学术记录的同时，也学习原住民话语，协请原住民搬提行李，指引山路进入各部落。目的是为殖民台湾做准备。
首入雾社山区的是伊能嘉矩(1867-1925)，他被称为“替台湾原住民进行族群分类”第一人，但其分类报告，并未见“赛德”之名。祖居雾社山区称呼自己“Seediq”的人们，因为黔面、出草等习俗，被伊能嘉矩归类在“泰雅族”名下的大分类，或称“纱绩族”。肇始伊能的分类，赛德克人被注记在日本殖民政府的户籍簿里，然后隐埋在泰雅名下，持续生活超过了一百年。
鸟居龙藏(1870-1953)在1900年夏天也进入雾社，他端出专业测量工具，对原住民仔细丈量身高、手脚大小、五官长短、牙齿数量，将温热的原住民面容，透过科学方法转列成一排冰冷数据。
森丑之助(1877-1926)将赛德克人的多彩外貌与生活环境，冲洗成了黑白照片。
赛德克人，对于远在两千两百多公里以外的东京人，可能只是鸟居书籍报告的铅化数字，或是定格在森丑之助的一祯祯黑白照片中那些不穿和服的番民。
实行“理番”政策时，原住民手举起日本国旗
日本殖民政府再利用原部落之间的生活摩擦，制定“以番制番”统治法；从部落中挑选要员，培养成“日本教育模范”；带领部落头目走访日本内地，参观现代化军事设施，以此些举措强化赛德克人的日本殖民教育。但对世居雾社的赛德克人来说，明治维新后的日本文化是一股在清廷甲午战败以后，快速灌进赛德克部落的奔流，直到1930年发生冲突事件。事件以前，赛德克人和日本人相处得还算安好，甚被归类为亲日的“味方番”。莫那鲁道(Mona Rudo)也曾以马赫坡社头目参访东京和京都；事件中自杀的赛德克人花冈二郎(Dakis Nawi)，更是殖民政府眼中接受日本教育的示范人物。
日军总指挥官在雾社附近合影
现今服务于雾社当地仁爱乡图书馆的蔡光吉(Bawan Nawi)，五十二岁，赛德克人，是莫那鲁道的曾侄孙。关于八十年前的冲突事件，蔡光吉说，“那一直是部落父辈们不愿提起的悲惨往事。事件以后，他们被迫统一迁徙到川中岛，即今天的清流部落。由于日本殖民的高压政策，加上原有族人各部落的生活摩擦，出身马赫坡社的族人，怕再被迫害，从此断了根。亲历雾社事件的后人，移居川中岛后只剩老弱妇孺，心理上不愿再提起这件事，所以我们后人也了解的不多。虽然小时候曾听闻父亲提起，但再追问细节，他就不愿多说了，反而是出身春阳部落的母亲愿意讲得更多。”
蔡光吉称：“电影《赛德克-巴莱》的历史顾问郭明正(Dakis Pawan)，是我的表哥，他找了我的姑妈及叔公进行口述历史，但是老人叙述的细节是否正确，我们却不得而知。电影终究只是电影，和历史事实毕竟有所出入，甚至夸张。”
日军绘制的雾社战略地形图
邓相扬，埔里的客家人，是将赛德克人与日本殖民政府这段冲突进行历史再研究的重要民间学者，从小在埔里生活，多与原住民为邻，中台医专毕业，回到埔里经营医检所。在赛德克老人选择淡忘，政府也不鼓励地方文史研究的1980年代，邓相扬却对这段禁忌历史产生了很大兴趣。由于工作缘故，他接触的病人多是埔里或雾社当地的原住民朋友，直到事件中的重要人物花冈二郎的遗孀高山初子(Obin Tadao)前来看诊。
高裕明(Tado Nawi)，三十一岁，高山初子的嫡孙，说起了这段祖母与邓医检师的相遇：“邓医检师的女儿和我是‘国小’的同学。和邓医检师的缘分，是源自我父亲(Awi Dakis，花冈初男，高光华)带我祖母去所做健康检查，他当时对于我祖母原住民的外表却带有日本人气质的举止感到好奇。在健康检查的过程中，邓医检师带着对原雾社事件的好奇，用日语大胆地询问起我祖母的身份，确知她是雾社事件的经历者。第一次的接触仅止于此，但医病关系的交流建立起更深刻的人情交往，才开始对我祖母进行雾社事件的访谈。邓医检师对于雾社事件的研究，多数相关资料都是从与我祖母的访谈中获知，并且开始进一步的深入研究。”
日军拍摄的雾社分室弹药仓库被抢场景
和莫那鲁道后人蔡光吉(BawanNawi)一样，事件在高裕明家里，曾是不被提起的往事。“雾社事件这段历史在我们家是一段悲伤的故事，因为事件的残酷，加上事件以后被迫迁居到川中岛，必须重新再适应新的生活，原本的族人大量死去，许多活下来的族人也在迁移到川中岛后自杀了。在家里，长辈们不会主动跟我们说起这件事。离开雾社，多数人也不晓得这段惨烈的历史。记得我哥哥还曾闹过笑话，带着中学历史课本叙述黄花岗起义的内容，回家问我父亲‘爷爷是不是死在黄花岗？’因为家里从来不谈这件事，我们一无所知到以为‘黄花岗’和祖父的日本姓‘花冈’有关联。”
即使是亲历雾社事件历史的赛族后人，高裕明也和外界一样，通过外界数据才详细知道这段故事。“我也是通过外界对我祖母与父亲的访谈中，一点一滴去了解这段历史。我的祖母是当时春阳部落头目的女儿，祖父则是春阳部落某个较具势力的人的儿子，因为显赫背景，自然被日本人挑选来作为受日本教育的模范版本，和日本人想治理原住民先影响部落头目的政策有关。反倒是印象里，外界许多人常来家里找我祖母做访问，通过访问者寄来的书籍，才大概对这个历史事件有一个初步了解。到念高中，接触到历史课本里的雾社事件描写，才慢慢有更深入的了解，真正是到电影上映，才有更多人来询问。”
“记得外界对祖母进行访问时候，祖母诉说这些故事经常说到全身会发抖。当时她本人就在事件发生的公学校里，虽然穿着和服，可是族人知道她是高山初子，没有误杀她。可在现场她看到公学校校长被子弹打中脸，头部开花当场死亡的画面，对她来说是无法挥去的可怕画面。在她个人回忆录里写到第二次雾社事件，当时住在集中营的她，先接到日本人的提醒，要她前一晚不要在集中营过夜，祖母没有理会，又目睹了集中营被屠杀和火烧的事件，仓皇逃出被迫移居到川中岛后，生下我爸爸的过程中又遭受难产，后来确定我爸爸平安以后才感到一点平静，感觉没有辜负祖父花冈二郎的嘱咐，延续了下一代赛德克人的生命，而这也是她回忆录的结尾。”
浸入日本教育的高山初子，个人对殖民文化的先行融入，无法在族人与日本文化对遇的冲突过程中，提供有效的协调作用，她在事件后存活下来，但目睹冲突的发生，却成为心中一辈子的恐惧阴影。高裕明谈到祖母晚年接受日本学者采访，反而是后世的日本人有不同态度。“外界的人对祖母进行采访，一开始祖母也回绝，一方面是不愿再回想这个事件，另一方面是不认识采访者，对于外界想从她这里知道雾社事件始末的态度感到犹疑，甚至恐惧。记得后来的日本人在采访前都会先对我祖母说抱歉，表达以前的日本人让她有此人生遭遇的郑重歉意。”初子的赛德克身份渗入日本文化的结果，反而为自己在事件中带来困惑与无奈；同样有此遭遇的丈夫花冈二郎，也在身份认同和现实生活之间，面临囚徒般的两难，最后选择自杀为自己掷留下无声的响应。
雾社公学校上课场景
赛德克人和日本殖民政府，双方在不同文化背景的对遇过程中爆发血腥冲突，两边皆付出惨痛代价，众多曾经热爱生活的赛德克人，也许就此定格在人类学家森丑之助的镜头里。埔里镇上的邓相扬医检师对故事再找寻，唤起了赛族老人对此事的忆往；2011年的台湾电影《赛德克-巴莱》，令观众重新阅读这段发生在日治台湾时代的悲惨历史，理解赛德克人被迫在与异文化遭遇时，曾经面临的困惑与处境。
遭遇汉人
1945年夏天，日本在二次大战中承认战败，台湾重新回归中国。日本人前脚刚走，国民政府旋即而来，当赛德克人还来不及理解日本文化的时候，又再一次被动地以泰雅族的外名，遭遇国民政府的汉人政治文化。赛族的仁爱乡仁爱‘国小’孙秋雄(Basaw Boya)校长在谈及这段历史时说：“国民政府来了以后，直接给我们一个汉名，譬如我祖父姓孙，祖父的弟弟姓古，祖父的妹妹却姓张。这种情况导致下一代赛族人不知道自己的本源，甚至近亲结婚也不晓得。”
赛德克妇女用特有的织布机织布
1980年代中期，台湾本土化意识抬头，这股浪潮也在台湾原住民身上激起涟漪，从恢复族名开始，要求台湾当局更重视原住民权益的声音四起。真正激发赛德克人进行正名运动，系因2003年7月时任台湾“行政院长”的游锡，在花莲县长补选为民进党候选人的造势场合上，竟以“行政院长”之姿允诺生活在花莲的德路固(道泽)(Sejiq Truku)以“太鲁阁”之名，获得法理上的独立名称。两个月后的9月，南投的赛德克人在埔里镇阿波罗大饭店成立“Tgdaya 、Toda 、Truku族名正名促进会”，是为赛德克正名运动的滥觞。2007年1月12日，埔里的赛德克族正名运动誓师大会上，汉语誓词代表的仁爱乡陈世光乡长，誓词表明“刻记我族起始源流，不因时代、社会及所处环境之变迁与转移，而所有遗忘与分歧。”2008年4月23日，赛德克人被台湾当局“承认”为第十四支台湾原住民。
雾社地区施行“理番”，图为因“番通”政策改编的警察
纵使赛德克之名并不存在于日治学者伊能嘉矩的分类中，然则包含德路固(道泽)(Sejiq Truku)、德固达雅(Seediq Tgdaya)、都达(Sediq Toda)三大语群的赛德克人，在雾社生活超过三百年，是不争的事实。长久以来，赛德克人并不特别在意官方、法律、学术等方面对他们的分类，他们以自有的生活方式及习俗，认同这些共同生活习性的族人。赛族的孙秋雄校长认为“早期的赛德克人并没有什么族群的观念，‘族’有时候可能是强势文化对弱势文化的一种侮称，例如台湾的布农族，本身也不是族的概念，也是人的概念，布农是指勇士之意。而我们赛德克人本身最重要的历史规范就是‘Gaya精神’，这是维系赛德克人的一个共同规范。另外，赛德克人重视分享，重视打猎，重视勇士的养成，成年的男孩子必须出部落去打猎，带猎物回部落跟族人分享，才能开始饮酒，没有完成打猎之前，不允许饮酒。这大概是赛德克人所谓共同的文化内涵。”赛族人在雾社事件以后，反遭日本殖民政府的武力报复，但赛德克人没有因此灭亡，赛德克人一直存在，一直以Gaya精神维系后来的赛德克人，一直以泰雅族的名字生活到21世纪。与汉人文化相遇以后的正名运动，毋宁说是一个去泰雅名的过程。
参与雾社事件人查任务的日本第八飞机所属的战斗机
蔡光吉称：“对于我的孩子，不会再细讲雾社事件，我只向他们传承一个血缘关系，我们家和莫那鲁道的血亲关系。雾社事件已经造成我们族人的几近灭亡，从我父亲那一代才开始重新萌芽，我们的使命是事件以后努力延续生命。事件的再提起，或许最严重者会造成革命，革命会造成再一次的灭族，那是我们最不愿意见到的。国民政府以后，即使名称上称我们泰雅族，我们仍是教育孩子们，我们就是赛德克人，不管是名称上心灵上或认同上，我们就是赛德克人，始终存在。政治上的种种做法，和我们本身的生存没有关系。”和日本殖民文化的对遇，造成赛德克人几乎付出灭族的代价，事件以后，为了再生存，族人对血腥冲突的雾社事件选择淡忘。对他们来说，不忘记自己是赛德克人才是重要的。
《赛德克》巴莱中的族人
重遇赛德克
早在2003年的正名运动以前，台北的政治大学民族系已于1997年开设赛德克语课，由Temi Nawi等赛德克人长期担任该课程教师。时至今日，赛德克语课仍挂在政大民族系的选修课表上，亦由赛人身份的Iban Nawi担当课程教学。随电影《赛德克-巴莱》热潮，赛德克语课明显受到政大学生的追捧，成为学校的热门选修课之一。
赛德克语被列入语言认证考试，早于赛德克之名获得法理上的地位。台湾官方以文化保存为宗旨，2001年实行“原住民族语言能力认证”，旨在培养可具教学能力的原住民语言教师，也鼓励汉化了的原住民学习原住民语言。制度已有14族共42种原住民族语言的考试办法，赛德克语包含其中。
1996年开始，台湾小学生增加“乡土”课程，原住民语言及历史文化随乡土课程的排定，走入山区以原住民学童为主的小学教室。南投县仁爱乡春阳“国小”，即是目前全台湾唯一的赛德克语教学中心，学校规模不大，一个年级仅一班，全校一到六年级仅有六个班级，每班设有每周一堂40分钟的乡土课，进行赛德克语及赛德克文化的教学，赛德克牧师瓦旦-吉洛(Watan Diro)，担当春阳“国小”全校乡土课程，他曾是推动赛德克正名运动的重要推手。春阳“国小”校长林取德，汉人，到春阳“国小”服务还不超过两年，校长名片印绘上赛德克图腾与樱花，表达这是一所赛德克人为主体的小学。林校长对于学校乡土课程充满期许：“春阳‘国小’全校都是赛德克小朋友，只有一位是汉人。所以全校是以赛德克族为教育主体，乡土课进行的是赛德克语教学，另外还有赛德克编织、赛德克歌谣的课程，课程授课教师都是赛德克人。据了解，多数小朋友们在家也已经没有说赛德克语的环境，族语教学的设置，希望从小培养赛德克小朋友对自己文化的认同感。”
当代的赛德克小朋友，必须从学校教室里的乡土课程找回认同感。莫那鲁道纪念公园脚下的仁爱“国小”，是雾社另一所赛德克学童次多的部落小学。赛德克人的孙秋雄校长(Basaw Boya)，回到雾社部落学校服务多年，赛德克人且长期从事小学教育工作的孙校长，对于赛德克学童的乡土课，有其看法：“我觉得在学校进行族语教学，不如把小孩子放回到小区或家庭里，母语就是从家庭开始养成。”
“当原住民孩子们，离开了山区，离开了部落，离开了家乡，去到汉人或客家人聚居的环境，来到以汉人或客家人为主体的学校求学，面对台湾学校的乡土课程，倘若校方没有聘请专门授课的原民语言教师，这些原住民孩子，必须服从多数学习闽南语或客家语，这是脱离原乡去到他乡的当代原住民孩子们，必须面临的现实求学情况。但身份永远存在，热淌的赛德克血缘不会突变，没有了赛德克语课，没有了系统性的课堂教学，赛德克的大人们如何在正名运动之后，让赛德克孩童再认识赛德克？赛德克孩童又怎么适应褪去泰雅外衣的赛德克身份？”
花冈二郎的嫡孙高裕明，一直在仁爱“国小”担任教师，目前是学校六年级的班主任，也是学校的教务组长。因为电影《赛德克-巴莱》，他的特殊身份再度被外界所好奇，雾社事件中历史人物的后人、赛德克人的“国小”教师，多重身份使高裕明老师对这部被台湾“广电总局”列为辅导级的电影，有自己的看法：他不避讳地说，“学校许多孩子已看过电影，也讨论过。未来若课程教学需要，他会利用课堂时间放映《赛德克-巴莱》做为教材，除了利用电影语言带领学童较快速进入历史事件的了解，其实也能借电影内容的优、缺点，建立赛德克学童们对历史事件的正确价值观，藉此提升赛德克孩童对身份的认同感。”
往日的赛德克人被迫日化、被迫汉化；正名后的赛德克人，在法理地位上改回名称，但新一代的赛德克人也面临新的文化认同问题。1896年以来的一百年间，赛德克人在政治身份上的几次转变，不断带给赛德克人文化“更替”的适应问题。82年前莫那鲁道与花冈二郎的处境，其实是台湾原住民和日本殖民政府共同面临的问题：日本殖民政府选择用人类学方式先行摸索；莫那鲁道与花冈二郎选择自我了结生命，将与日本殖民政府在文化遭遇的适应问题具体化。故事搬上大银幕，近日受到普遍关注与讨论，电影热潮也带给赛德克孩童自豪感。然而，其它也面临文化遭遇下适应问题的人呢？
电影《赛德克-巴莱》导演魏德圣在拍摄现场
魏德圣参观《赛德克-巴莱——影与史的交汇》特展群英会
魏德圣在工作室内和工作人员商讨有关事宜
魏德圣在休息室接受采访
采访 | 易萱 林迺玓
不管怎样，这段历史对于台湾产生了某种伤害。而我们在疗伤的时候发现自己原来受伤的地方已经起皮脱落了，虽然没有了伤口，但是还能依稀看到受伤而造成的疤痕。
魏德圣似乎偏爱历史题材，究其原因，除了寻根与鉴往知来外，最重要的是他想让观众们去“看见”、去“感受”滚滚历史洪流中的个人，无论是那些面孔模糊的平凡人还是如莫那鲁道般的风云人物，他都试着追寻并重建他们的故事，让观众不再只是看到书上冰冷的文字，而是真正感受到那些有血有肉的生命曾经存在；甚至去揣想他们眼中的世界、他们发生过的事，真正试着去“感同身受”、去了解、尊重和宽容。用电影说历史，他不但想赋予青史灵魂，更希望启发当下的世人。
“猎人在想什么？”
《看历史》：台湾日据时期历史中的抗日事件其实不少，你为什么特别挑选了雾社事件作为主题？
魏德圣(以下简称魏)：第一个是时间的问题，台湾抗日最严重的时期是在1895-1896年，也就是日本刚到台湾的那段时间，一直到1916年，整个武装抗日才结束。但那时的反抗是合理的，是占领和被占领的关系。
在日本刚开始进占台湾的时候，比“雾社事件”大的战役到处都有，而“雾社事件”本身的特殊性在于它发生在一个不合理的年代。(因为)台湾在1930-1935年是日本治理台湾的一个全盛时期，当时台湾在经济、社会、工业、农业等各方面都是最繁荣的时段。
为什么会在那个时候爆发这么大的一个事件？这就是我们值得探讨的一个点，所以我后来挑选用“雾社事件”来讲抗日就是因为它抗日的方式是不一样的，是一种文化上的冲突、观念上的冲突长久累积的一种爆发。
(挑选)“雾社事件”最大的原因是探寻“猎人在想什么？”。这好像是今天我在你的统治下慢慢长大，但长大后我还是想遵循自己的想法。这时候怎么办？猎人他们狩猎的时候的观念是什么？等到猎物出现的时候开枪。他不会一开始就躁动，让狗跑在前面乱叫，叫到猎物都跑光了，所以用猎人的想法是“好，我现在屈服，我先跟你和解，我在等时间(机)，等到你最弱的时候攻击你”，那是一种人类很原始的动物行为。
那个时间整个台湾的政治经济上都很稳定了，所以山上的军力也都已经裁撤掉了，那些警察(驻所)本来有十个的，可能裁撤到只剩五个或三个，那个时候只要管理就好了，不用再建设或拓垦，那时候都已经很平稳了，政治、社会都安定了。他们(日本人)最弱的时候，原住民的时机到了就开始进攻，这是用猎人的想法。
可是整个大环境的思维是说文化上的反抗。就像之前台湾面对原住民学生加分的问题，有一个原住民的“立委”就说不然你来学我打猎、我给你加分，你要我学习你的东西，为什么？难道我的东西不好吗？为什么我要学你的？这种东西就像你从小被说不好，说到长大，你怎么会好呢？等到你有一天觉醒了“我没有那么不好”，这种时候就会形成很大的反扑。
所以“雾社事件”发生在一个不该发生的年代，第一个是它的文化性冲突，经过长时间的累积到这边爆发，第二个是在它整个环境是在猎人最适合攻击的时间点。
呈现与史书不一样的观点
《看历史》：看得出来除了搜集资料外，你还为筹拍这部片作了很多准备。有什么让你觉得最困难？
魏：我今天如果要讲雾社事件，翻书就有了，不需要把它作成电影，既然要作成电影，你所呈现的东西和呈现的角度就很重要了。
我知道很多人会批评这里不对、那里不对，但那不表示我的观点不对，那只是事件的组合错误。组合错误的问题是因为我想把观念的东西放在前面、事件放在后面，这样的事件重组会让观点更明显，彰显一个观念。
写历史书很容易，史书不需要感情。但如果要用到电影里面，你就需要给所有的人物一个合理的解释，你不能在电影里头就陈述一个顺序、发生了什么事、仅仅给一个简单的解释。既然要把它影像化，就要回到那个年代，为那个人物去想，他为什么要做这个事情？
所以有人说莫那鲁道没有参与过某些事件，你为什么拍他有参加？但如果这个事情是真的发生过也的确造成某些结果，那这个人有没有在里面有那么重要吗？如果我可以透过这个人物在这(事件)里面的发酵让观众更明白这个人物的性格，观众就会理解他为什么要作这些事情。一个年轻狂傲的灵魂被压抑了三十年后会发生什么事情？观众就可以感同身受、理解他所作的事情。
所以我觉得电影除了讲故事，还要讲人性，不然的话就是教科书。要站在人物的角度去看事件，不要一刀两断地区分好人和坏人，历史人物的好与坏都是书在写的，而且是当权者在写的书，所以历史变成影像后应该要有更大的胸怀去包容。
所以这部电影我希望讲的是：以事件为背景，让观众从事件里的人物的观点去看事情，看族群和看待日本人当时的角色。这部电影希望能够呈现一个跟历史书不一样的观点。
《看历史》：《赛德克-巴莱》可能不符合大多数观众的心理预期，他们原本已经准备好要同情好弱势的一方，寻回那遗失的一角。但没想到“原始”不等于美好，原始充斥着丑陋，而丑陋是和世俗相悖的“真实”，真实到让观者忍不住举起双手捂住双眼。你认为人们该如何看待历史中让人难以接受的部分？
魏：我觉得是时候了。现代人已经愈来愈开化了，书愈看愈多、教育水平愈来愈高、视野愈看愈开了，这种视野应该慢慢被建立。现在是一个开放的社会，我们应该要回到事情的核心去了解事情了，我们不能再闭着眼睛蛮干，说那是野蛮。
这里面我还只是用文化的角度去呈现而已，真实的事件还有很多更残忍的部分，不只是原住民，还有日本人、包括汉族的部分，其实世界的其他文明都是这样。我们所谓的“文明”都只不过是一种视而不见的假文明。
回到一百年前，看看沈从文的小说、连横的台湾通史、日军侵华甚至是八国联军的历史，哪一个没有血腥啊？哪一个不是一刀断头？一刀断头还已经是很仁慈的做法，古代的刑法如凌迟更残忍。
人们还是必须回到历史，不能说“以前那些好残忍”就过了。人要认识历史、要回到历史的原点、要反省，不可以再重蹈覆辙。这是一种思维上的改变，你不认识，你怎么了解？你不了解，怎么改变？怎么去和解？不回到历史的原点，所有的言论都只是同情跟怜悯，而不是真正的尊重。
我们现在很多电影都把坏人拍得很坏、好人拍得很好，坏人坏到你希望这个族群走在路上都会跌倒。这个不叫做文明，反而是一种野蛮。文明是我了解你、你了解我。我站在你的角度去看事情，这个世界才会更美。这个电影只是起个头。
呈现很多的暴力场景是因为我希望观众先习惯曾经有一个这样的文化。他们用这种思维在做事情、过生活，那个虽然不叫文明但也不叫野蛮，那就是另一种文化的存在，它们或许不适合现代，但它毕竟存在过。我们试着从原住民的历史真正去了解他们的思维，才能够尊重现在的他们。所以电影里一开始有很多猎杀是希望让观众先习惯，电影最后我再解释原因，为什么要这样？他们的信仰、信念是什么？最后他们要去哪里？
站在历史的原点
《看历史》：在雾社事件上，大家对于这个事件有各种定义跟解读，有些人把它定义为民族抗日行动，有些定义为抗暴、反殖民压迫，甚至革命起义等等，依你的观点倾向将这个事件的基调定位成怎样？
魏：其实真的是都有。我们当初在做的时候虽然讲的是古代的故事，但用了很多现代人的期待，其实讲的是族群和解。
雾社事件反抗日本可以由很多人去定调，其实很多东西现在已经无解了，只能透过历史让他们看到原点，看他们、还有我们汉族的心胸会不会打开一点。其实这部片并不只是拍给赛德克族看的，是拍给全世界的人看的。我们看历史的时候能不能真的打开心胸去面对“好人”跟“坏人”的问题？能不能面对不同的文化所产生的不同的价值观的问题？我们要怎么沟通？怎么用对方的角度去看事情？这就是历史的问题。
《看历史》：所以你拍了那么多以历史为主题的片子，其实是希望呼吁大家一个观念？
魏：“了解”，其实我就是为了去说“了解”这个概念。就好像讨论早上洗澡好还是晚上洗澡好的问题，不要只讨论现象，而是应该深层次去看这个人的工作型态适合怎样的生活作息，这样就不再只是讨论对错的问题。
历史本来就没有对跟错，只是谁做了什么然后导致什么；谁站在什么位置所以看到什么、面对什么问题所以作了什么决定、影响了后代什么。
《看历史》：这部片上映后有些原住民族群抗议说莫那鲁道不是英雄，他攻击过某些部落也猎过他们祖先的人头，你怎么看？
魏：英雄的定义在哪里？我认为英雄也是有一定程度的偏执狂才能成就一个英雄，但英雄不是圣人，他也猎过别人的人头，你不能用一个圣人的标准来检视英雄。电影中铁木瓦历斯就是在扮演莫那鲁道年轻时的角色，所以莫那鲁道后来也有很多反省。
《看历史》：在电影中有许多文明与野蛮的论证，殖民者似乎认为所谓“文明”的文化势必取代“野蛮”的文化，你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赛德克人的生活场景
赛德克男人骁勇善战
冲破丰硕
赛德克族反抗侵略
魏：我对这个世界没有想法，过去、现在、未来都没有想法；我也没有那个智慧去想应该怎么办。我只是觉得我看到很多好的东西，也看到很多不好的东西，但当我看的历史书愈来愈多以后觉得这些好与不好没有绝对，只是你站在什么角度去看事情而已。
电影所呈现的这种“文明”与“野蛮”的战斗只是想让观众了解不同文化的生活态度、美学、信仰和观念而已，我只是希望大家的思维更开一点，不要很封闭地说杀人是野蛮、吃生肉是野蛮、教育是文明、强者才能统治弱者，不要落入美国人那种“美国式”的思维，唯我独尊，反抗我的都是恐怖分子。
我不是否定文明教育，我们还是需要先让自己的视野愈来愈大，用现在的国际观跟教育程度去看世界，那是一种文明的展现，但问题是文明里面也有很多缺点，我们要去认清这些，而不是只分对错这么简单。
《看历史》：很多人认为这部片拍得很中立，但这种没有立场本身是否也代表了某种立场？
魏：对啊，世界上还有很多美的事情要去追求，不要只追求一根草一棵树那种结果。
《看历史》：这部影片最让人震撼的是那些赛德克族人的信仰，这种信仰远远超出了他们的生命。你如何看待原住民的“信仰”？这和我们现代人所说的信仰一样么？你认为现在的社会，人们还会出现这样的信仰么？
魏：现代人很难有信仰。我觉得对于赛德克族人来说，信仰是一种极端式的东西，就是说“我相信……我很相信”。就比如电影中的那些族人，他们坚信着人死后会渡过彩虹，这个是不以教育理念和国际观价值观为转移的。这是人们生命中最大的价值，比自己性命还珍贵的价值。
现代人太容易以现代的价值观去看待和评价历史的人物和事件。这让他们很难去理解那段历史。但从另一方面去讲，正是人们所接受的伦理教育或者其它现代教育使得他们很难再偏执地相信某些信念了。
当然这种“文明”或是“教育”所带来的妥协性也让我们不再像原来的人们那么壁垒分明，这样人们才能在现在和平相处。
《看历史》：影片中，两位自小受日本教育，长大后取了日本名字的赛德克巡察花冈一郎和花冈二郎让人印象深刻。他们身披日服，体内却流着赛德克的血液，面对族人起义，内心纵不支持，但血统却并不容许其反叛，左右为难，无助感填满胸膛。你觉得，与之类似的身份认同的困难在现在的台湾还有么？
魏：一定有，一直都有。很多身份认同的问题都是在一些框架所限制。要是谈的话，人们很多时候就是在各说各话，而不是试图互相理解。有时候，人们在想平心静气地坐下来对话时，历史的一些隔阂会出来“捣乱”。我想，倒不如我们将原来的一切一笔勾销，就像有些爱情故事里面所讲述的那样，将时光倒转，倒转到最原始的开场，当一个男生第一次见到女生的那个时刻，他的反应是怎样的，然后整个故事再重新演起。如果对于今日的我们面临很多矛盾，很多不愉快，那让我们都耐下心来回溯历史，我们是如何分手的，我们重新思考，重新回到原点。
为什么原来，人们不太想提起赛德克-巴莱这段历史，因为历史有些沉重的东西让人们不想回到“原点”看事情。而有了这部电影，可能帮助人们又重新接近了“原点”，所以人们又开始愿意讨论和谈起这段历史，试图去用自己的方式理解它。
只要愿意谈，事情总是在向好的方向发展，但越是避而不谈，彼此间的隔阂反而越来越深，因为彼此间不同的价值观会暗自地猜测和怀疑。
如果我们站在历史的原点去重新看待这个问题，现在人们所说的“民族仇恨”根本就不存在。它只是人们的假想敌，而这些假想敌本来就应该被放逐到外星球才对。
很多原住民部落的“精英分子”都有酗酒这个问题。为什么？这可能跟他们身处族人的期待和外面世界所给我带来的压力之间的两难境地。这些精英可能包括政治地位上的领袖，也有知识分子。他们做出选择也不是，不做某些角色又会后悔。
我的思想“没有走离过台湾”
《看历史》：谈到历史，你过去的作品《海角七号》和未来计划中的台湾三部曲都与历史息息相关。为什么你会对历史题材兴趣盎然？
魏：台湾历史很有趣，它从有资料记录开始差不多只有400年，但这400年却是包罗万象的。比如，在文化方面，我们有原住民的文化与闽南文化、汉族的文化，还有外来殖民的文化发生的冲突，甚至还有小单位的族群与族群之间的冲突。我们面临地理环境产生的隔阂所带来的问题。我觉得台湾的历史有太多、太多有趣的方面。也许我的思想还没有走离过台湾。我并不是那种知识面广阔很有国际观的人，但至少我愿意去做那些自己知道并且了解的东西。
我看到有趣或者有价值的东西，那么我将它表现出来，通过我的作品去和其他人分享，这就是我在创造属于自己的一种价值。我不喜欢只为了市场效益或者得到声望而去做那些自己并不感兴趣和了解的东西。我不愿跨过台湾去关注大陆的历史、东南亚的历史，或是美国的历史，虽然它们也许也足够精彩，但我做不来。
在我看来，台湾的内部还没有得到和解，我无法跨过海去和其他地方的人进行沟通。我们必须从自己与自己和解开始，然后是族群和族群和解，然后再一步步与世界的其他地方进行和解。
《看历史》：你最关注的是台湾哪方面的历史？
魏：其实，我对每个关键的年代都很有兴趣。比如台湾三部曲，我关注的是郑成功来到台湾这个节点，这标志着一个时代的开端。又比如说清朝末年和日据元年这个节点，当然还有日本殖民的结束和国民党当政开始这个节点。这些转折的年份都是思想、文化，甚至整个社会变革的时代，这很有趣。而且每个转折的年份都有几个薄命英雄(笑)。
《看历史》：有些人在看过《海角七号》和《赛德克-巴莱》后，认为在你的电影中对于日本人的态度都较为暧昧。你是刻意为之么？
魏：其实我也很好奇大陆同胞在回忆满清入关这段历史时，心头会涌起怎样的感情，是仇恨还是包容。
在被日本统治的近50年里，我们有过仇恨，也被统治过，有过很多遗憾。但在这些仇恨和遗憾随着历史时光消逝后，人们会选择包容那段历史。
当然，这对于大陆的朋友可能不一样。因为日本并没有统治过他们，双方只是一种侵略和反侵略的关系，所以人们所更多怀有的是一种仇恨的心情。
在重新去思考“台湾被统治的50年”的时候，台湾人更多怀有的心情与他们对于满清时期的态度类似。这可能是一种爱恨矛盾混杂式的矛盾，既不是全盘接受，亦不是全部否定。
不管怎样，这段历史对于台湾产生了某种伤害。而我们在疗伤的时候发现自己原来受伤的地方已经起皮脱落了，虽然没有了伤口，但是还能依稀看到受伤而造成的疤痕。
可能有些人会认为我的态度暧昧是在包容日本，但实际上不是，我只是要与自己的历史和解，和自己和解。只有我们与自己和族群和解，我们才能走出去，才能跨过海洋。
我更希望大陆的朋友对此报以一种理解态度。我希望未来两岸更够有一种彼此包容的心情。我认为这段历史对于台湾是一种伤害，但我们已经在努力和过去的自己进行和解。两岸应该相互理解，以我的角度去了解你，你再用你的角度去了解我。从对方的理解中，我们可以反思自身是不是也有相似的经历，以我的心情来更好的理解你。这就是我所要表达的：面对历史，展开心胸。
《看历史》：对于日本对台湾历史的影响你是怎么看的？
魏：实际上，台湾人在日本统治开始阶段的反抗非常激烈，这种反抗的激烈程度绝对不会亚于大陆同胞对日本的反抗。当时的台湾没有所谓的“兵”来进行抗争，因为“兵”已经将普通百姓交给日方来进行统治而自己撤出台湾。在当时，台湾百姓只能拿着镰刀、菜刀与日本兵抗争，反抗到血流成河。
很不幸，台湾最终并没有抵抗住日本的侵略，而被日本统治，当时的台湾百姓都沦为了二等公民。祖辈父辈虽然进行反抗，但是他们的子女却接受日本的教育，说日文。而在接受日本式教育的结果就是他们面临着一种矛盾。一方面是祖先的传统，一方面是外来文明教育，他们在两者之间摇摆不定。
台湾是日本的第一个殖民地。日本希望以台湾作为标志，如果日本有能力将台湾治理得很好，那么它可以使人相信自己同样有能力将其他的地区治理得很好。
我们都知道历史上日本所提出的“大东亚共同圈”概念，而台湾就是其中的示范地。台湾从17世纪开始就是一个世界级的转运站，而且从文化、商业、政治或是军事角度，台湾都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
但是，如果我可以替台湾讲一句公道话：所有来过台湾的过客，没有人愿意真正疼惜这个地方。大家都愿意把它当做一个有价值的工具去利用它，得到自己的利益。
当时，日本也是将台湾作为一个工具，一个模范的殖民地，以此来向世界展示自己的实力。日本在后面施行对台的统治背后都是以此作为根据的。
首先是军事整顿，之后就是开展训练教育，让台湾的孩子赴日学习工业、农业等专业，最后他们将很多顶级工程建设都放到台湾，希望台湾能够成为世界最好的殖民地。所以1930-1935年，台湾可以算是一个非常国际化的地方，还办过世界博览会。日本人确实非常努力地去建设这个地方，这种建设底下更传给台湾人一种非常不同的价值观，就是所谓的“文明”的价值观。
而当日本人离开台湾的时候，台湾民众流露出一种矛盾和恐惧。他们不是留恋日本统治，相反台湾人非常开心可以回到祖国的怀抱。
历史上，台湾是种处于一种“被拿走”的处境。拍台湾的历史可以告诉自己属于自己的价值。如果人没有价值就好似是失去灵魂的人，同样台湾没有价值，那么它也将一直延续这种“被他人利用”的历史。
问问“我是谁”
《看历史》：说了电影中的大历史，很多人也好奇关于你的“个人史”。你认为你的家族历史对你的影响有哪些？
魏：当我写完《赛德克-巴莱》的剧本后，萦绕在我心头的第一个想法就是问“我是谁？”我写了关于赛德克族的历史后，我也开始思考，属于我和我家族的历史。而且，在这部电影在台湾放映后，很多的观众在看过后也同样思考着这些问题。很多的台湾人开始关心属于他们家族的历史，他们问自己的祖辈关于自己祖先的故事。
我回忆起自己小时候同学家里保留着祖传的草药本和记录穴道的图册，或者族谱。我所在的家族在当时是一个很大的魏姓宗族，但我不懂和不曾知道关于我们家族的故事，直到我写完这部剧本的一年后，一次我回家，我弟弟拿着一本书对我讲这是我家的族谱。后来得知，我的表哥因为事业成功赚了很多钱，他拿出一笔钱来专门请人来为家里修家谱，这些人通过面访、电话和各种手段收集这个家族每一支和每一个小家庭的情况和经历。
当看到这本家谱时，我非常非常地感动，这么多年来自己终于知道自己的根在哪里，终于知道自己的祖先是从哪里来，他们通过怎样的途径来到台湾。我终于知道自己是有历史的。最重要的，我在这本祖谱上翻到了关于我家的那一页，我看到自己的名字在上面，当然和我的妻子和孩子的名字在一起，那个时刻我内心的感动简直难以言表。那个时刻，我终于知道我从哪里来。那让我内心萌生出一种骄傲之情。
其实，很多人并不了解关于自己的历史。我在查资料的时候发现，其实台湾很多原住民他们不知道自己祖先曾经经历过这样惨烈的故事。我们在部落里面放映的时候就发现了，很多部落里面的年轻人对于雾社这段历史都只是了解大概，他们对于其中的细节大都不了解。他们在观看电影的时候都好像在旁观别人的故事，但在看过影片后他们才惊觉：“原来这是我们自己的故事。”
《看历史》：最后，假如《赛德克-巴莱》可以在大陆公映，那么，你希望这部讲台湾历史的影片给大陆观众带来什么？
魏：我常常有的一种想法：希望自己的电影可以带台湾的观众到一个大家觉得陌生又熟悉的地方，就是台湾。就像有的时候我们在面对今日的高楼大厦之时，脑海中会莫名地闪现出一百年前这块土地上的图景，青草凄凄，高山重重，猎人在猎鹿的样子。
我希望自己的作品可以为台湾“疗伤”。因为社会中矛盾的和解需要吃药，那么电影就好像第一帖药。吃药虽可治病但也有“副作用”，要本身对于人们也有冲击。那些人们在观看时候的震撼和无法适应就是这种“副作用”的一部分。但如果不吃药，(社会的)病就不会好。
对于大陆的观众，我希望通过电影他们可以了解一个真实的台湾，我希望自己可以毫无保留地向你们重新介绍自己，把自己好的和坏的方面都告诉你。因为了解以后，我们才能有话聊，才能去除不必要的误解。从历史去了解一个人是最有效的方法，这让我们彼此都怀着一种更加宽大的胸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