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琪峰
杜琪峰与韦家辉
文/李俊 蒋莎(实习) 图/小武
在香港低靡的电影市场格局里坚守了15年后，“香港电影最后的大佬”杜琪峰终于进军内地。在重塑香港文化身份的摸索和内地市场的诱惑两者间，他最终还是选择了后者。但他的目标明确—在内地拍片是为了让老板赚钱，也为了继续养他的香港电影梦。
两次和杜琪峰做访问，都和吃有关。
7年前，在香港观塘。当天是香港金像奖颁奖的日子，杜琪峰中午从外边看景回到银河映像工作室，带着七八个内地记者去公司旁边的餐厅聊天。
他叼着大雪茄，点了一大桌港式点心。他诧异，自己从没去过内地做宣传，甚少有影片在内地公映，居然还会有这么多媒体对他好奇。聊了两个多小时，他离开时大家问：“晚上你去不去领奖？”他执导的《大块头有大智慧》和《PTU》同时入围金像奖，是最热门的得奖候选人。可他几乎没有任何犹豫，回头说了一句：“晚上我要开工干活啊，整个剧组都等着我！”
当晚，杜琪峰的影片包揽了最佳导演、最佳影片、最佳编剧、最佳男主角在内的4项金像奖大奖，却没出席领奖。
今年3月初，上午10点，北京某五星级酒店内。美亚娱乐公司的工作人员焦躁不安，不停地走来走去，打电话催促，担心杜琪峰迟到。前一晚，杜琪峰招待北京一帮导演看片，喝了酒，凌晨3点才回到酒店。
几分钟后，杜琪峰抽着大雪茄、踱着方步出现了。这位香港黑帮片大佬显然精心打扮了一番，穿略紧身的细格纹衬衣，黑色的线衣随便搭在肩膀上，胡子刮得干干净净，脚上穿着尖头黑皮鞋。59岁的杜琪峰一直在尝试减肥，穿紧身衣服保持身材。在银河映像的办公室里，还放着一张任达华送的乒乓球台。
拍照时，杜琪峰也没闲着，用粤语跟餐厅工作人员交流，想要一碗在香港经常吃到的上海炒面。按照他的描述，这种面有肉丝、青菜，但是面条粗，像乌冬面。酒店的工作人员翻遍了菜单，都没找到杜琪峰想要的面。算是半个上海人的酒店公关委屈地对杜琪峰说：“你们在香港吃到的一定不是正宗的上海炒面，肯定为了迎合你们的口味而改良过。” 杜琪峰听完，不置可否，就着一碟青菜、一些辣酱，吃完了一碗阳春面。
上海炒面的故事，多少代表了一些保守香港文化人的心态。
香港金像奖主席陈嘉上说：“港片尚有文化分量，是因为有杜琪峰、许鞍华、王家卫这三人标杆式的存在。”香港回归后，精明的香港人嗅到了商业气息，从好莱坞、亚洲掉头回来，进驻北京，准备大展拳脚。陈可辛、徐克都是其中的典型代表。香港影评人林沛理认为：“陈可辛扮演一个先行者的角色，带领香港导演在作品中加入恢宏叙事的元素，他的《投名状》、《十月围城》就是典型代表。”
而对于迟迟不肯北上的杜琪峰，林沛理则评价：“他是香港电影硕果仅存的最后一个作者。”
这个性格倔强、脾气臭、张嘴就爱骂明星的香港影坛大佬，不肯跟规则和商业妥协。他成立了银河映像电影制作公司，制作带有浓厚个人风格的作者电影，在香港低靡的市场格局里呆了15年。 2010年，香港电影在数量上不足50部，跌至五十年代以来的最低谷。
2011年春，“香港电影最后的大佬”杜琪峰终于来到北京。3月底，他执导的《单身男女》在内地公映。这部高圆圆、吴彦祖、古天乐主演的都市爱情喜剧，也是银河映像真正进入国内市场的第一部合拍片。不过，年近60岁的他还是在多个场合表态，希望“一辈子只在香港拍摄电影”。
踏入内地的第一步
2010年，闷夏，苏州新区。杜琪峰、韦家辉带着几十个人的拍摄团队，入住了某五星级酒店。
酒店的行政楼层里，高圆圆及其父母，正和吴彦祖同桌吃饭。饭桌靠着硕大的落地玻璃窗，对面是另外一座还没有修好的高楼。 这是《单身男女》在内地的拍摄现场。一会儿，他们将拍摄影片最重头的结尾戏——高圆圆必须做出最后的选择：到底接受哪一个男人？
杜琪峰坐在监视器背后，戴着耳机，紧紧地盯着屏幕。编剧韦家辉罕见地出现在片场，坐在距离杜琪峰不到一米远的地方，在看已经拍摄好的素材。周围十几个工作人员正忙着跑来跑去，不停地传出粤语发令声。
整个拍摄团队都是杜琪峰从香港带过来的，这些人跟着他拍戏已十几年，是非常成熟、有序的拍摄团队。女主角高圆圆几乎是里面唯一的内地人，所以只要杜琪峰开口讲蹩脚的普通话，高圆圆就很清楚，这是在和她说话。
在媒体探班时间，有人尖锐地问杜琪峰：“如今你都来内地拍电影了，是否意味着香港电影彻底死翘翘了？”这个带着挑衅、喜感的问题一出，现场一片哄笑，所有人的目光都盯在他的脸上。他仰了仰头，“哈哈哈”干笑了三声，低声说：“不可能，不可能。”此后，再无他言。
几分钟前，杜琪峰还兴高采烈地开了瓶香槟庆贺。一听说探班结束，他用最快的速度走向自己的座位，抓起对讲机，用严厉的粤语冲着工作人员大声喊：“清场，准备拍摄。”周围的工作人员立刻如临大敌，板着脸，开始赶记者离开。 整个探班的过程 不超过1小时，在一分钟之内，四五十人的记者队伍被全部清出了片场。
以香港人的高效率工作方式，杜琪峰在苏州拍了10天，便完成了《单身男女》的所有内地戏份。
《单身男女》作为银河映像进入内地的首部作品，并非偶然。影片故事很简单，单身女高圆圆遇到了两个同样优秀的帅哥吴彦祖、古天乐，无法做出选择。他们分别代表两种截然不同的男人：古天乐是典型的香港男人，能赚钱、幽默、会逗女生开心，但见到身材火爆的女人就容易劈腿；吴彦祖对感情很专一，但单调、无趣。二选一的爱情选择题，向来是各种经典爱情片的常规套路，杜琪峰一开始就把观众和高圆圆放在爱情抉择的困境里，直到最后才给出答案。
“故事一定是重复的，爱情的方程式永远都没变。但我们希望人物一定要活在当下，电影要讲今天年轻人之间的感受。”杜琪峰说。
编剧韦家辉把故事设定在香港的写字楼里。高圆圆是内地来香港打工的女孩，吴彦祖是美国回来的ABC建筑师，古天乐是典型的优秀香港本土男人。杜琪峰认为，这就是香港的现实，来自不同地方的年轻人走进一间办公室，他们到处跑来跑去，找合适的工作，找合适的缘分。《单身男女》是港味比较淡的轻喜剧，杜琪峰以此来试探内地观众的反馈——“这样我可以进一步尝试拍警匪片。”
苦搏香港市场，“已经完全不合潮流了”。杜琪峰要进入内地拍片，迈出的第一步关键是要安全。事实证明，《单身男女》这类题材没有遇到任何问题，一刀未剪，顺利进入内地。
来内地的二次创业
杜琪峰不喜欢北京。他并没有选择像陈可辛、刘伟强、徐克那样，搬到北京来住。
作为一个老派香港人，他看冯小刚的电影，从头到尾都没有反应，个人喜好很显著，他最喜欢的导演还是张艺谋。他几乎看过张艺谋的所有作品，认为他的作品有戏剧感，演员性格突出。他喜欢孙红雷、尤勇这批人，觉得这些年纪大点的内地演员和他一样，身上都有些怀旧情结。
最近，杜琪峰正在云南拍摄另外一部爱情喜剧《高海拔之恋2》。在云南已经呆了1个多月的他，因为不习惯当地饮食，带了香港的厨师为他做饭，还时常念叨家里的8条狗。
杜琪峰对来内地拍戏并不陌生。他的电影都是紧跟着香港现实的变化，经常会出现内地元素。《孤男寡女》中，郑秀文、刘德华出差去深圳的情节，已经影射了当时深圳老板财大气粗、假货泛滥的现实。 1979年，杜琪峰、刘松仁联合执导了影片《碧水寒山夺命金》，整部电影的拍摄都是在长春进行。1998年的《非常突然》里，林雪是一个满口河南话的内地客，因为生活困顿打劫银行。刘青云的一碗盒饭，让他什么都招了。
杜琪峰
杜琪峰与韦家辉
杜琪峰和韦家辉的工作方式很特别。两人在香港拍戏时，杜琪峰在片场坐镇，韦家辉在公司写剧本，中间由助理游乃海传递剧本。一旦剧组需要到内地来拍戏，韦家辉就会亲自出马，和杜琪峰同时呆在片场。韦家辉的理由是：“香港很小，拍戏的地方很近，有什么状况随时处理。而且在现场，永远是一个人发号施令比较好。但是在外地，可能就需要我们两人更集中地工作。”在《单身男女》的苏州片场，韦家辉便一直呆在杜琪峰旁边。对他们两人来说，在内地拍戏经常要想办法应对围观的群众。
《大块头有大智慧》曾在山西取景。韦家辉记得，有一场拍刘德华的戏，引来当地许多群众的围观。为了看刘德华，他们爬车、踩凳子，最后居然爬到了树上，影响了剧组的拍摄。最后，剧组动用各种器械，才把这些人挡在了背景后面。
在香港，杜琪峰的绝大多数电影就是在闹市街头拍摄，香港人已经见怪不怪了。到了内地，韦家辉反而很难理解粉丝的疯狂：“我们没想到内地的影迷这么热情，但又不能让他们站在现场，这样拍戏就比较麻烦。”
“内地市场是一个大问题，香港电影人不能不面对。但内地市场太大，怎么去把握呢？”杜琪峰很早就意识到内地市场的重要性，他的犹豫在于，怎样才能让自己和这个市场融合的同时，还能保有个性。他说：“我的理想是，必须保留在香港拍片的做法和观点。”
私下里，杜琪峰早就开始为进入内地练兵。2007年他拍摄的爱情片《蝴蝶飞》，便是一次试水。 他放弃了一贯边拍边写剧本的方式，专门买了香港金牌编剧岸西的现成剧本，打算老老实实照着剧本拍。他也是第一次和内地明星合作，邀请李冰冰作为女主角，男主角则是台湾的周渝民。剧中所有人都讲普通话。杜琪峰说：“香港导演迟早都要进内地拍片，我想试一下，如果我拍一部国语片，看看到底能拍成什么样。”
然而，这部人鬼恋的影片在内地公映后，反响并不好，多数人认为这个“怪胎”根本不像杜琪峰的作品。《蝴蝶飞》的尝试以失败告终，香港票房仅105万港币，内地票房则是800多万人民币。在杜琪峰看来，这个结果并不意外：“我早就知道这片不会太卖座，但值得尝试。”
如今这部《单身男女》，拍摄灵感来自10年前的旧作《孤男寡女》。有趣的是，这两部影片都肩负着拯救银河映像的重任。
“这是一部对银河映像有特殊意义的电影。”提起《孤男寡女》，杜琪峰至今都意味深长。1998年，港产片的产量已经从原来每年近200部，急跌到85部。1996年，银河映像创立，1997年，拍了第一部电影《一个字头的诞生》，1998年拍了《暗花》《非常突然》、《真心英雄》等多部影片。这些影片黑暗凌厉、风格十足，却不卖钱。公司负债累累，没钱交房租，时刻都有关门的危险。
作为公司老板，杜琪峰不得不面对现实，解决困境。2000年，他进入中国星电影公司担任制作总监，希望这些行政工作能给银河映像找到更多的资源，减轻债务。也就在那时候，他和韦家辉决定拍摄商业喜剧《孤男寡女》，该片最终拿下3521万港币，成为当年的港片票房冠军。《孤男寡女》给困境中的银河映像找到了另外一条求生之路，此后，杜琪峰带着 团队开始学用两条腿走路，一边为老板拍赚钱的商业片，一边为自己拍摄风格化影片。次年，银河映像出品的《瘦身男女》拿下4000多万港币的票房，郑秀文也由此成为香港的喜剧天后。
10年后，韦家辉提出再拍“男女”系列电影，开启了银河映像的二次创业史。这一次，是要敲开内地市场的大门。
文化身份认同的危机感
回归10多年后，香港的创作人仍然在摸索，为重塑香港的文化身份而苦恼。杜琪峰就是苦恼、犹豫中的一分子。
“在今日香港不断萎缩的 电影工业，和浅薄张狂的恶劣文化气候下，不肯妥协需要很大的勇气。杜琪峰的不肯妥协，包括对他自己、对客观环境。” 香港影评人舒琪说。
银河映像创立之初，杜琪峰的理想是：“建立一个电影品牌特色，重视原创，并且要立足香港，拍香港人对香港的看法和感受。”现在来内地拍电影，每个人都会问，这是否算是妥协，杜琪峰点头默认。
内地合拍片浪潮涌动，港片表面上回暖，其实市场还在萎缩。统计显示，2010年，香港电影在数量上已经不足50部，跌至五十年代以来的最低谷；《叶问2》以4331万港币，成为港片票房之首。2009年，港片票房冠军《花田喜事》，票房仅2466万港币。回想1986年的港片票房冠军、吴宇森执导的《英雄本色》，当时便已能拿下3400多万港币票房。在20多年后的现在，物价飞涨，制作费用上涨，港片的票房却还停留在原地。在内地，1987年的票房冠军《红高粱》，票房400万人民币；去年贺岁档的《让子弹飞》，却已经迅速刷新了国产片的票房纪录，达到7.3亿人民币。
这种环境下，杜琪峰还在死守香港市场。银河映像最近几年的影片票房都相当惨淡：2008年，《文雀》收入559万港币；2009年，他的首部英文片《复仇》收入162万港币；《意外》523万港币；《PTU2机动部队》390万港币。
为了生存，杜琪峰的影片制作成本都非常低廉。《枪火》只花了250万元港币，《 PTU》 用了400万港币，《文雀》前前后后拍了3年，也只花了 800万港币。在他看来，这是一个取舍的问题。
杜琪峰把自己的电影成本控制在1000万港币左右。他说：“我不奢望拍六七千万的大片。现在的大片，最花钱的地方，就是请大明星的费用。”1000万港币的制作费，也就相当于800多万人民币的投资，在内地属于超低成本的投资规模。用内地导演张一白的话，“现在制作费用飞涨，800万以下的低成本，怎么可能拍得出好电影？”如今内地一部普通都市爱情片投资都在3000万左右，六七千万只能算中等规模，动辄上亿的影片才算是大片。张艺谋的《金陵十三钗》投资已超过6亿人民币，把大片的投资规模又拉上了一个台阶。
杜琪峰试图向海外市场找出路。2004年，他带着警匪片《大事件》参战戛纳电影节，在国际影坛崛起，成为国际电影节的座上客。《大事件》以纪实的手法，长镜头的突破，惊艳戛纳，有海外记者惊呼：“这是最好的香港类型电影。” 昆汀·塔伦蒂洛认为，杜琪峰的《***》是“当年最好的电影”。不过，2008年他第一部以法国资金拍摄的英文片《复仇》，香港票房收入却不到200万港币。
香港影评人舒琪认为，杜琪峰作品中的作者气质、香港情 结其实拒绝了很多观众，比如，《***》便拒绝了一批他已经赢得的西方观众。在舒琪看来：“所有香港以外的观众都无法百分百领略《黑》的趣味，因为这部电影义无反顾的香港身份与气息。从他的语言运用，到故事的文化背景，以至于人物的名字、衣服、服饰、对白的语气与音调，都充满着地道的香港味道，可堪玩味。”
2006年年底，承载了几代港人集体记忆的天星码头面临拆除，引发了市民与港府的对立冲突。当时，在拍摄《文雀》的杜琪峰心里也很不舒服，随即决定调转拍摄方向，重新将这部戏改成怀旧的感觉。“趁未拆光之前，用电影将它们记录下来。”杜琪峰说。
于是，《文雀》里保留了许多香港的旧场景，包括孙中山博物馆、英皇书院、荷里活道的旧警署、中央书院和附近的茶餐厅、冰室等。杜琪峰说：“ 我是土生土长的香港人，对香港的土地和人都有一份难舍难分的感情，才会拍这样的电影。”
许多内地电影研究者，已经把杜琪峰的作品看作香港后工业化时代的文化符号和独特景观。它全方位、多元化地关照了1997年前后，香港社会、香港人的文化心理，以及香港电影的变化。
最近几年里，不断有人来找他拍大片，杜琪峰却并不心动。“我一生最大的愿望是，不需要到别处拍片。如果能够在香港拍戏，终身作为一名导演，我已经很知足了。”杜琪峰说。他熟悉香港，知道怎么利用香港的场景来表达自己的想法。现在连找上门的国外投资方，也要迁就他的工作方式，比如必须在香港拍摄。
杜琪峰
杜琪峰与韦家辉
杜琪峰坐在记者对面，吃着汤面，说话声音很轻，但很固执。他说：“由于时代改变以及社会、经济上的问题，你可以拍一些不属于你的电影，但是最终目标一定要做一个导演该做的事情。不能每次都是为别人去做、只为吃饭去做、为钱去做。如果这样，我的存在就没有意义。”
B=《》
T = 杜琪峰 Johnny To
“我还算保有童真”
B:拍《单身男女》，对你来说很容易，也比较轻松吧？
T： 我是觉得比较轻松。他们说我在拍这部戏的时候，连骂人的声音都变小了。原因是，拍摄兼顾的东西不用太多，就是两个办公室之间，演员方面我们也很熟，可能高圆圆不熟。我们每天开拍前才给她剧本，每天都在改，圆圆起初觉得很困难，拍个十天她也习惯了。女主角的戏起初要靠抓，后来越来越好，我才发现，原来我的性格也是这样子的，会越来越好。
B：还是高圆圆的戏。前半部分我觉得她很像郑秀文，你是不是打算把高圆圆改造成内地版的郑秀文？
T: 这是韦家辉心里喜欢的女主角样子，就接受吧，哈哈。他负责女人戏，所以我没办法。
B: 大多数人会认为拍这种浪漫爱情剧是年轻导演该做的事情，像你们两个老男人居然也能想出那么多爱情的招数，逗大家开心，怎么做到的？
T：我们是从喜剧的角度，而不是单纯地考虑现在的年轻人喜欢看什么。我和韦家辉的合作是这样的，不管是写剧本，还是去拍戏，都是按照一个“戏”的传统去做。当然，我们两个和年轻人差不多，都有童真。现在，许多年轻人没有童真，可能他们不觉得珍贵，还故作老成。我发现，现在的童话故事已经没那么容易骗到人了。大家在网上就能沟通得很好，到见面的时候，就好像认识了很久一样。这样的东西是随着时代而产生的，现在这个世界，太多的东西可以选择，那么选择越多，人的稳定性便越低。
B: 你的童真会表现在哪些地方？
T：很多时候是表现出一种顽皮吧。我有时候，很笨的，也不知道是不是童真，就是比较喜欢玩。但是我玩的时间比较少，偶尔也讲个笑话什么的，但是不多。他们跟我一起拍电影，有时候会感觉很凶，有时候又觉得我很好玩，跟我比较久一点的演员都会明白。
B: 据说你们家最值钱的是红酒。
T：我是喜欢喝酒，以前也不停地买酒、存酒。现在太贵了，买得比较少。我十多年前开始存酒，现在经济发展太快了，什么都买，什么都炒，钱又太多。以前我还买得起，现在都买不起了。同样的酒差不多价格翻了好几倍，原来一千块一瓶的酒，现在都变五千块了，划不来。
B: 有时候，你会觉得做电影人有些悲哀吗？香港电影还没有像这些东西一样，身价暴涨得这么厉害。
T：其实我没有这个感觉，只要是能拍电影，能够去很多地方，这些是人生的经历；钱，我觉得不用太多，但是也不能没有。
B: 这次终于来内地拍戏，算是一种调整吗？过去10年里，那么多人劝你，每一次见到内地记者，他们都会问你什么时候来。
T: 应该是有妥协的成分。当然我也想离开香港，去做一个对比，让更多人看到我的电影。我主要是想把老板的投资变得稳定一些，不能老让他们在香港亏本。
B： 这种改变更多是在心理上的吧，你在感情上能不能接受、适应？
T：是现实的考量。我的很多电影的路线就是警匪、黑帮，所以我遇到的困难会比较多，冲突比较大。现在内地的市场很大，很多电影都很容易拍。这个市场越成熟，观众的要求也会更多。现在的情况是，这个市场很大，但里面的东西不够。
B: 在这种背景下，很多人担心香港的黑帮片是不是就要死掉了。因为它们没有内地市场，香港本土市场又收不回成本。你觉得有这个可能性吗？
T: 香港还是有人在拍这种电影，不过都转向警匪片了。现在，真正的黑帮也只有在香港、台湾存在，别的地方的黑帮没有那么严格的制度。
B：你还打算把***系列拍下去，要拍《***3》？
T: 《***3》希望在2015年拍，继续写这个黑帮的世界在回归差不多20年以后，何去何从。我相信黑帮已经没有以前那么繁荣了。***在香港有很多年历史了，香港最g.c的时候，有50多万人和***有关。黑帮历史未必会在真正的历史中有记录。
B: 银河映像出品的绝大多数电影，其实潜意识里都是围绕着1997前后讲述香港人、环境、社会变迁，不断地重复这个主题。它对你个人的内心影响也非常大吗？
T:我是上世纪50年代在香港出生的。读小学的时候是60年代，那时候香港很穷。60年代的变迁很大，那时候，我们住在小木屋，家里水不够，还需要到外边去打水、担水；到了70年代，是工业发展的年代，找工作不难，香港开始有很多大企业；到80年代，地产业开始进入，紧接着就是金融产业……香港每一个时间段都会有很多改变，我们在香港出生的人，多少都有些情结。作为一个香港电影人，应该肩负起时代的责任，电影就是从生活里来的，所以我们很难跑出这个真正生活的圈子。所以，要看一个导演不同，是看他的取材，看他在香港的一系列转变中找到哪些可以写的东西，这是我自己比较感兴趣的地方。
B： 1997前后香港的变化，你已经拍了10多年了，接下来，你还会有更新的观察点吗？这会影响到你未来的创作吗？
T: 香港有很大的自由，可以对政府的政策提出意见，其实这很好。但是，政府拿出一些对香港发展的方案，，大家只是讲，没有胆量去做。不像内地，会有“十一五”、“十二五”规划，会有很清晰的目标 。香港那边只是讲什么发展六大产业，其实都没有做好。
“银河映像的格调，就是痛苦的浪漫”
B: 我个人觉得你这些年拍片数量太多了，差不多二十年拍了六十多部片子，而且绝大多数是在最近十多年里完成的。很多影片创意都很好，但如果时间再长一点，打磨得更精致一点，可能效果会更好。
T: 我是很喜欢拍电影，只要有机会，我就去拍。我个人的感觉就是要尽量去做，然后在整个过程中寻找感觉。我现在还没有找到作品中想要的感觉，还在从不同方面去尝试。我也不是要拍大制作的电影，就是想踏踏实实地讲好一个故事。我拍了这么多年，就觉得能做一种文学性的电影是最重要的。
B: 你在拍《***》的时候，就是在用文学性的方法去尝试，但是你并不认为它成功？
T：我在学啊。拍《***》的时候我最初有了这个概念，然后便由这个概念开始创作，还要继续找感觉吧。我当时认为，多些文学性的意思是，希望自己的电影能够影响大一些，让更多人能够接受。当时我想，可不可以不走技巧的路线？有的人可能会觉得这没有新意，甚至网上的影评认为我才尽了，没有东西可看了。其实他们错了，如果我再做风格的东西，这个故事就更说不通了。我想做一些原始的东西，就只是讲故事给你听。
B：我一直以为，你就是想把《***》拍成科波拉《教父》的那种感觉。
T：其实，我拍的时候就告诉自己，一定要忘记科波拉的《教父》。因为，我拍的是香港的故事，和他不一样，他拍的是美国西部的故事。当然黑帮的故事，很多时候都是差不多的，都是有一个大佬要离开这个位置，有一批新人要争权、争地盘，包括他的家庭、他的朋友都会涉及进来。但不同的是，每一个地区的文化不同，这样就讲出了当事人的一些特别的感受。当然《教父》是很经典的电影，我很喜欢，无论是在商业上、还是艺术上都是满分的电影。
B：你的偶像是黑泽明，不是科波拉，你最喜欢黑泽明的哪部电影？
T：我对电影的基础认识，都是从黑泽明开始。他的很多电影我都很喜欢，但如果非要我选，那就是《天国与地狱》、《七武士》。其实《七武士》是我一直反复看的一部作品，我不停地想，当时他为什么这样拍，当时他在想什么……他像一个老师，不断地教我该怎么做。每年，如果我有时间，我一定会找出他的一部电影重新看一遍。他的电影我全部看过，但每一次看的感觉都不一样。可能是自己年龄大了，也可能是我的电影力量越来越小，看他的电影，就能把自己充实起来，从他那里学到东西。
B: 对你自己过去的影片，你最满意的是《柔道龙虎榜》，但是这部电影无论在内地还是香港口碑都很普通，你为什么对它怀有特殊的情感？
T:我不知道你们看的是不是正版，在内地公映的版本其实剪掉了很多。我在苏州拍戏的时候，还在电视里看到放这部电影。香港版本会比较清楚。2003年，香港经历了SARS。那时候，拍《柔道龙虎榜》对我来说，是最重要的事情。我从70年代走入电影工业，那时候的大环境都是满怀希望，很多电影电视都是励志的，比如《姿三四郎》、《锦绣前程》等，都能让你看得到明天。我拍这部影片的情怀，正是想把70年代那些人丢掉的东西马上捡起来。其实每一个人都会遇到困难，遇到问题，但是你一定要往好的方面去走。精神上的东西，有的人看了就会觉得很淡，但是对我来讲，这个很重要，可能两个地方的文化意识不一样。
B: 其实香港的影评界，也没有完全看到这些东西 。不被世人所理解，这会不会让你有些失落？
T:我做电影从来都是全心全意地去表达一个东西，能不能令观众喜欢，这个要从观众角度去确定，他们有权去选择他们喜欢的东西。他们说不好，我说很好，他们能接受就接受，不能接受也就这样了。《柔道龙虎榜》有我自己的理想、世界观、有一点乌托邦。其实就是：不要问为什么，大家群策群力，这就是我的内心世界。《柔道龙虎榜》有一种很银河映像的格调，就是痛苦的浪漫。因为你永远都会回顾最困难的时候。快乐的浪漫不会比痛苦的浪漫重要。这种浪漫其实是银河映像的一贯作风，也是我自己的想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