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应该有信仰不能飘飘荡荡的 寻找未曾有过的信仰

一个人应该有信仰不能飘飘荡荡的

人格神迷信是中国人的文化糟粕和精神毒瘤，是产生各种邪教的思想根源和罪魁祸首，所以望中国的有识之士们能携起手来，共同改变中国人的信仰模式，清除依附在中国文化肌体上的糟粕和毒瘤。 

信仰是人类文明的灵魂，是世界观的最高境界，是人类最珍贵的精神宝藏。一个民族的信仰，往往是该民族自强不息的动力及其文化底蕴的深层体现，而一个民族的迷信，则是该民族的文化糟粕和精神肿瘤。这个肿瘤一旦恶化而变成了邪教，将会给民族肌体带来极大的危害。
所以，了解中华民族的信仰模式，剖析中国人的迷信观念及其危害，不仅可以帮助我们解读中国人的宗教意识和信仰理念，也可以帮助我们重新审视中国文化，以便我们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为现代社会服务。
中国人与信仰人类文明史告诉我们，世界上所有先进、文明的民族，都曾经以不同的形式和不同的境界追求过信仰，中华民族也不例外。众所周知，左右中国人思维观念的汉文化几千年以来都是人本主义封建世俗文化，由于它不能帮助人们揭开宇宙存在之谜和人生的奥秘，也不能从根本上满足人们的精神饥渴和心灵需求，所以中国的祖先们很早就开始另辟蹊径，欲给宇宙存在找到一个合理的答案，欲给人生的有限存在寻找一条通往无限存在的心灵之路——信仰
然而，从“盘古开天”、“女娲补天”、“夸父追日”等这些神话中不难看出，中国人思维宇宙起源的模式一直都没有跨越人本主义的框架，其信仰模式总带有人格神崇拜的烙印。他们所谓的信仰要么是将某个人神化，要么是凭空捏造一个具有“神格”的人。从老天爷、玉皇大帝、龙王爷、土地爷、财神爷、关公、妈祖，到释伽牟尼、阿弥陀佛、观音菩萨等等这些倍受中国人崇拜的“神”，无不是被神化的人，或凭空想象出来的人格神。所以，中国人虽然追求过信仰，但是他们并没有达到信仰的境界，严格的说来，这不能叫信仰，而只能是迷信。

中国人习惯用“天”来表示主宰。在汉字里，天既表示天空、自然界，也表示创造天地及自然界的主宰，同时也是中国人惯用的一个惊叹辞。当中国人用“天”来表示主宰时，总习惯给它人格化，称“天公”或“天爷”。这种称谓不仅体现了中国人的人格神信仰模式，也说明中国人对主宰的认识始终局限在“天”的框架内，超越时空的形而上存在对他们来说是不可思议的，他们逻辑思维的上限是到天为止，甚至包括孔子也不例外。

正如孔子所云：“巍巍乎唯天为大”（《论语?泰伯篇》）。而对于超越时空的形而上存在，孔子从不论证。正如庄子所说的，“六合之外，圣人存而不论”（《庄子?齐物篇》）。因此，倘若说孔子信上帝，那么他对上帝的认识也未能跨越“天”的极限。显然，这是因为中国学者届来自骨子里的理性和谨慎！对未知领域只是存疑，绝不会轻易信仰也不会轻率描述。
惟一能跨越天的时空界限来思考世界本源的中国大哲学家，就是被称为中国的苏格拉迪的老子——道家哲学的鼻祖。老子认为天地万物皆有根源，天地的总根源就是形而上存在“道”，而不是一般人常说的具有时空特征的形而下存在“天”。他说：“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强字之曰“道”，强为之曰“大”。他进一步阐述道：“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老子》）。

从哲学的角度来说，老子才是真正的中国集大成的哲学家。然而，老子这种深邃的世界观及其睿智的哲学思想并没有成为中国人的普遍信仰，而且在中国始终都显得曲高和寡。到了东汉时期，一个土生土长的泛神论宗教——道教在中国四川出现了。

道教源于中国古代的方仙道、黄老道等，它继承了汉民族自然崇拜和祖先崇拜的迷信传统，集中国各种理想主义于一炉。天地万物、日月星辰、甚至是身体的器官无一不是神。因此，严格的说道教属于泛神论。道教虽然尊老子为教祖，以阴阳哲学说、自然观理论为基论，奉他为“太上老君”，但其多神论信仰却跟老子的道家哲学却是风马牛不相及的。虽然道教有人格化自然力的特点，却在方法论和实践学中以长生不老为宣传特点，也就是说道教的神是基于实用主义出发，让道教徒通过各种技术手段比如炼丹、符箓等控制自然，驾驭神力。这是道教能成为所谓世界化学史鼻祖和唯一科学宗教美誉的原因（比如四大发明的火药等就是与道教的炼丹实验有关），道教作为中国人自己发明的宗教，能在中国延续至今，说明它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汉民族的信仰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