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龙专案组遵照林彪、江青一伙所说的 “医疗要为专案服务”旨意，对贺龙进行有害无益的反治疗，致使贺龙病情急剧恶化。这位人民解放军的创始人之一，受残酷折磨而死。
贺龙专案组遵照林彪、江青一伙所说的 “医疗要为专案服务”旨意，对贺龙进行有害无益的反治疗，致使贺龙病情急剧恶化。这位人民解放军的创始人之一，受残酷折磨而死。
限制吃药
1968年3月下旬贺龙病倒了，患了脑缺血失语症，被送进了北京卫戍区某医院。
遵照林彪、江青一伙关于“医疗为专案服务”的方针，接诊医生把贺龙当做敌人，非但不给贺龙认真看病，反而诬蔑说：“此人狡猾，不能排除 ‘诈病’可能。 ”并在病历上写道：“要知道，右派是从反面教育我们的人”，“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 ”
在一次化验时，贺龙不慎将小便倒在瓶子外边，被一个护士骂得狗血喷头。
由于医护人员的敌视，以及种种刁难，贺龙一肚子的气，病还没有好，就出院了。
1968年底，黄永胜专门把“贺龙专案组”的三个副组长找去，对他们说：中央决定，对一些重要审查对象的吃药问题要加以控制，不能叫他们自己保存药物随便吃。
北京军区立即从天津某医院调了个姓王的 “医生”来，这是经过六次“政审”精心挑选来的。其实他是神经科的一个男护士，根本不懂得贺龙所患的糖尿病和高血压。
在王护士到北京报到的当天，专案组姓芦的副组长就找他谈话，向他强调说：要站稳立场，提高警惕，划清界限，收缴并控制贺龙的药品。
果然，这位“政治上可靠”，忠于林副统帅的“医生”一来，立即以“组织决定，检查你们自己存放的药物是否变质”为名，把贺龙的治疗糖尿病、心脏病、高血压和神经衰弱等药品37种共三千多片（粒）全部收走，一粒不剩，甚至把检查糖尿病的试剂也都拿走。
随后，他减少、调换和中断使用一些重要药品，使贺龙连每天三片必需的最普通的降糖药也无法保证，每次服药都要在他监视下服用。而且在贺龙逝世前的半年多时间里，竟连一次血糖也未给检查。
企图加罪
1969年6月8日晨，贺龙刚听完新闻联播，就连续呕吐了三次，呼吸急促，浑身无力。
从贺龙早晨发病，已整整拖了13个小时。薛明赶紧向他们介绍贺龙的病情，请求立即进行抢救。 两名医生请示芦某等专案组人员之后，没有给贺龙作血糖、尿糖检查，却给他输了糖尿病病人不能随便使用的高渗葡萄糖。
在给贺龙输液时，医生大声说：“病人昏迷了！ ”其实，这时贺龙神志很清醒，待医生走出房间后，他对薛明说：“要小心，他们要害死我！ ”薛明对给贺龙输葡萄糖很担心，要求医生谨慎用药，对病人进行检查。
他们取了尿样，送到丰台检验所进行化验。后半夜，化验结果出来了，只见医生在小声嘀咕什么，原来，他们并不是检查病人尿糖高低，而是企图给贺龙加上“畏罪自杀”的罪名。
9日零时5分，已确诊贺龙是酸中毒之后，仍不用治糖尿病的特效药胰岛素，尽快控制病情的恶化，而是继续输葡萄糖，这一夜整整输了2000CC。这两个医生怕病人死在自己手中，零时40分后，不得不打电话请示送解放军总医院（即301医院）抢救。当决定将贺龙送往301医院时，他的神志依然很清醒，明确表示不愿意去。 但医生声称这是“组织决定，非去不可！ ”坚持把贺龙送院。 这时贺龙微微睁开眼睛，用深情的目光看着薛明，点了点头。谁知这对革命伴侣此次握别，便成了永诀。
隐瞒真相
在贺龙进院之前，邱会作就向医院布置：“如果专案组找医院，叫我们派医生，不要派主任，派一般医生就可以了。“医院的领导坚决遵照邱会作的指令办事，既没有做抢救的准备，也没有组织有经验的专家到现场去会诊。
他们不管病情多么危急，病人的死活，竟决定将会诊时间放到两小时后的13时30分进行。更令人气愤的是，会诊时不让专家去见病人，不让他们知道病人是贺龙，只允许专家们同病人“背靠背”地根据“病情汇报，化验和X光片讨论”。
就在会诊后1个半小时，即1969年6月9日15时零9分，这位人民解放军的创始人之一、新中国的开国元勋、中外闻名、人民敬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含冤与世长辞。
当天晚上，贺龙的遗体就被悄悄地送往八宝山以“王玉”的化名火化了。火化时不让亲属到场，火化后，“贺龙专案组”把骨灰盒秘密放在一个小殡仪馆里，并下令：不准传出去，要绝对保密，不让人们知道贺龙之死的真相。